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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语不统一主义”
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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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陆费逵在一篇文章里指出，中国人之所以“知有乡谊而不知有国家观念，知有省界而不知有国家种界”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方言不一”
。
因此，要凝聚“全国人心”
，就要从“统一语言”
做起。
[8]这段话可以看作对国语运动基本思路的高度概括。
显然，自一开始，方言就和“分省界、判同乡之成见”
联系起来[9]，成为国语运动主要的针对对象。
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后，在有些“革命家”
眼里，方言更是成为“封建”
势力的表征。
[10]与此同时，作为铸造“国家观念”
的利器，国语则被提升为确立“国民资格”
的要件。
1923年，黎锦晖宣布：“不懂中华国语的人，当然没有中国公民的资格。”
[11]不久沈恩孚（1864—1949）也提出：“不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要懂得国语，假使不懂国语，就是没有国民的资格。”
[12]
不过，对方言纷歧的批判，是否即意味着国语运动应把打倒方言作为一个努力目标？按照“一个民族，一种语言”
的原则，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1902年，《外交报》刊发的英国传教士“利君”
的演说便预测：“中国苟能永远自主，则各地土音，必尽易为官话。
将来铁路大通，往来便易，复多设学校，教化齐同，土风之不操，有断然者。”
[13]那么，语言的统一即“土风”
的绝灭。
1910年，由日人主办的《盛京时报》发表了一篇倡导国语统一的文章，提及西方“宗主国”
禁止殖民地人民使用“土语”
，“以消杀其故国之思”
。
[14]这些例子隐含了两个假定：语言塑造了人的认同，而方言所代表的认同和国语的认同是对立的。
中国的国语运动同样是从第一个假定出发的，但对于第二个假定，则有不同的看法。
它的不少领袖人物都明确宣称：国语和方言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在统一国语的同时，也应容许甚至鼓励方言的存在与发展。
比如，早在1911年，陆费逵就提出，国语须求“语音完备”
，而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仅以京音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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