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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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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试图表明，现代方言概念和汉语方言学（也包括了方言区和方言谱系）是怎样通过国语运动建立起来（反过来，在国语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方言概念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推手），并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服务于国族建设的。
同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一样，语言学也是近代民族主义交响乐团的一个成员。
无论中外，莫不如此。
而中国语言学家在演奏这首曲子时，比西洋语言学家面临更多的困难：作为文化整体转型的一部分，中国语言学不可避免地受到救亡图存一类政治意图的制约；但现代语言学在西方诞生，又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历程而成长，不可避免地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中国学者既须按照西来标准将汉语研究提升到“世界”
水平，又须尽力防范过于僵硬的西化标准对汉语造成的伤害。
如何既不失东方神韵，又保持乐调平衡，殊费心力。
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如何透过“汉语进步论”
来反驳西方视角的偏见（第六章），而围绕着“方言”
概念的讨论，就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国诉求与西化标准的紧张。
霍布斯鲍姆说：“所谓‘方言’，跟国语一样，也是迟至晚近才出现的概念。”
[150]此言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中国。
我们甚至可以套用一下霍布斯鲍姆那个不无夸张的著名句式：“方言”
是一个“发明”
。
就中国而言，它是和从“天下”
向“国家”
的收缩同步的：“国语”
替代“雅言”
，“方言”
也从“方域”
之言沦为“地方”
之言。
二者同时进行，也彼此界定。
但这还不够，在国语和方言背后，始终隐存着一个外部范畴，那就是外语。
国语必须经由和外语相对照，才获得其最终边界；现代方言概念的确立，以及它和国语构成的等级关系，也必须经过把外语区分出来并排除在外这一步骤。
实际上，也正是通过内外之别和内部的高下之分，这个三元语言认知结构才成为国族政治认知结构的对应物。
对语言学和政治之间的协商关系，优秀的语言学家们其实心知肚明。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说，方言和语言的边界到底何在，“这很难说”
[151]，甚至同源性也无法准确地把它们区分开来。
萨丕尔（Edir，1884—1939）说，语言的流动无法阻遏，同一“语言”
裂变出不同“方言”
，同一“方言”
继续分化，产生“次方言”
，原来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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