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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左翼文化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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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少中国学者都对汉语方言的歧异性表现出几分不安，但整体来看，他们在论述此问题时，基本上仍是轻描淡写——我们当然可以猜测，这可能是有意为之，其实正提示了他们内心的紧张。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心中的紧张感当然有，但绝没有达到使他们感到无措的地步。
不过，在有关文献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同的议论，提示出问题的另一面。
比如，在南洋推行国语教育的郭后觉（1895—1944）发现，许多福建人、广东人“觉得‘国语’的难处”
不只是音调的不同，即使是词类、语法，“也都和本乡话参差得很远”
。
[119]郭氏当然并不因此就否定学界的主流结论（所以他才试图通过“对照”
闽粤语和国语的方式来帮助福建人、广东人学习国语），但他对形势的判断显然比后者来得严峻。
真正使问题复杂起来的是中国字拉丁化运动。
前已说过，从主张上看，它和国民政府支持的国语运动其实有不少重合之处，但左翼人士自觉地把它看作与国民党斗争的一部分，牵连所及，国语运动遂成标靶。
当然，二者在语言学观点上也确有不同，其中和本章主题相关的是如何看待方言的问题。
中国字拉丁化运动认为，汉语方言异常复杂，国语统一只能是远期目标，为了使劳苦大众尽快掌握一套读写工具，必须以不同方言区为单位，推广本区方言的拉丁化文字（参看第七章、第十章）。
显然，这一论点能否成立，主要取决于如何评估汉语方言的歧异程度。
1947年6月，宣传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重镇《时代日报·新语文》副刊发表的一篇署名“耐烦”
的文章指出：“闽语和‘国语’之间的距离决不比英语和德语之间的短，无论语法、语汇和语音都有不同。”
这看来和郭后觉所见略同，但文章作者据此认为，闽语、粤语和“国语”
（实指北平话）的差异根本就是不同语言的差异：“北平人听到广州话自然知道它是中国话，正如英国人知道德语也是日耳曼语一样，所不同的是前者给人的概念是‘一个国家的方言’，而后者是‘两个国家的语言’。
两者之不同是所属政治区域之不同，而不是性质之不同。”
文章作者对依据韵书来证明各地语言“统一性”
的做法也很不屑：广州话与《广韵》存在“语音的变迁关系”
，北平话则与《广韵》差之甚远，故我们“决不能”
说广东和北平的“语音分类相同”
。
事实上，“如果根据韵书来断定南北韵摄统一，正无异于一部分人根据汉字来说中国语言统一是一样的可笑”
。
[120]
这就是说，单从语言性质看，粤语或闽语就相当于另一个“国家的语言”
。
即使在拉丁化文献中，这也算是“极而言之”
。
不过，它也代表了这一运动对此问题的基本立场：相对于汉语方言的同一性，左翼人士更感兴趣的是它们的歧异性。
方善境就强调：“我们土话间有很大的差别，不独是无从否认的事实，尤其是不容抹煞的事实。”
[121]其表达要温和得多，但论述方向是一样的。
若把它和前引何仲英、赵元任等人的文章对读，二者的侧重点针锋相对，一望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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