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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语言学家对问题的再定位：其他语言学家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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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学草创》为中国学者研究相关课题提供了一个论述典范。
此后的著作，从议题到论证方式，大部分都没有超出此书的范围：第一，汉语是孤立语吗？第二，汉语是落后的吗？第三，语言的形态三分法是否成立，又反映出一种怎样的文化心态？多数学者异口同声，认为这一理论暴露了西人自尊自大的文化偏见；而汉语在人类语言中，即使不能说是最进步的，也处于先进之列。
不过，和胡以鲁不同，他们对语言进化论的支持更为鲜明。
对三分法的介绍，当然是有关著作的必备内容。
重要的是，大多数论者都对此说持批评态度。
1919年，薛祥绥（1894—1940）在“保守派”
刊物《国故》上发表文章说，三分法只能说是言语的“运用”
法，不能说是言语的分类法：“盖以三者亦可互通，非必判然不合也。”
英语就同时兼具三种类型的特征，汉语当然也是如此：其“一字一义，多为单音，借所安而别其职，如‘鸣钟’之与‘钟鸣’，同一‘钟’也，所安有先后，而宾主之职斯别”
，可说是孤立语；而“亦有合二字始足一义者”
，单字的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
，双字的如“夫渠”
“巴且”
“覼缕”
“赑屃”
等，则可说是诘诎语；汉文中又有大量形声字，有“根”
（即通常所谓“声符”
）有“系”
（即通常所谓“形符”
），“分析之亦皆成字”
，类似于“关节语”
。
[30]据此，三分法实未稳妥。
在新派人士眼里，薛文很可能被视为将语言与文字混为一谈的典型，正是“不入流”
的表现。
不过，新派语言学家中与之结论相类者可谓比比皆是。
曾在北京大学、教育部国语讲习所教授过普通语言学的沈步洲（1886—1932）在1931年出版的《言语学概论》中指出，施莱赫尔提出三分法时，“言语研究之历程，远不逮今日，而所谓关节、诎诘者，皆无确断之性能，奚足以包举一切？”
洪堡早就说，梵语与华语分处“语言构造之两极”
，其他各种语言皆在二者之间，关节语包含范围尤广，可见三分法本就“不足”
。
将其“视为科学初创时仓卒之误，取其说而置之高阁，亦未尝不可”
。
[31]杨树达也说：三分法实不能“统括今日世界所有之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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