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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字配文言，拼音字配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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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次论争，汉语的地位已在学理上获得肯定，新文化运动者虽然也不同程度地注意到它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不足，但也都认可，汉语不失为一种进步的语言，至少也处于正在进化的过程中。
因此，它完全是向现代生活开放的，所有的不足都可以得到弥补和改善。
此后，如同五四时期那样质疑汉语在性质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论调已经很难看到了。
显然，不管对白话文运动，还是对汉语拼音化运动，这种形势都是有利的，但二者从中受益的程度并不相同。
由于汉语与白话文被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故汉语地位的稳固，也就意味着白话文地位的稳固；可是，对于汉语拼音化运动来说，汉语的进步性只能是一个先决条件，远不足以证明废除方块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合理性。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说服更多信众，拼音化论者一面继续围绕汉字的特点做文章，一面又试图向白话文借力。
这样，汉语的发展水平问题再度被带回讨论桌上，不过，这一次话题变了，不是汉语在本质上是否落后的问题，而是：对于汉语中存在的问题，谁要负主要责任？当然，这里边有社会经济等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更明白地说，汉字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前述孙中山的言论对此问题实已有所涉及。
他认为，汉字的非拼音特性，使得语言得不到足够的书面训练，乃是造成汉语“退化”
的主要原因。
这虽然受到了胡适的反驳，但不少鼓吹汉语拼音化的人士却同样持此观点。
赵元任在1916年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口语听起来”
确是“粗俗”
的，这是因为人们不用口语写文章，“结果口头语言就只能跟粗俗联系起来”
。
[70]1935年，教育学家林砺儒（1889—1977）在一篇反对中小学读经的文章中说道，“记得敝省广东老辈读书人，每逢要说一段有条理的话，便满口之乎者也，有点像《镜花缘》里的淑士国。
这是因为粤语不足发表思想，而又乏国语练习，所以只好借文言发表意思。
近年回来听学生们说话仍未脱淑士国习气”
，表明“今日中小学生”
所“亟需”
者，乃是“现代国语训练”
，而不是经书。
[71]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心理学家、语言学家陆志韦（1894—1970）还说：“目前的口语，因为没有文化人来写，全靠老百姓的嘴，说来说去，结果越说越土，有些方言净是骂人的话，粗俗不堪。”
[72]这些言论，不管是思路还是结论，都与孙中山如出一辙，只是他们对汉字的观感和孙氏正好相反而已。
不过，若问题仅止于此，白话文运动已可竟其功，又何必要把汉字改为拼音文字？因此，汉语拼音化论者必须要证明汉字在“积极”
的意义上阻碍了汉语的发展才行。
这一思路在20世纪20年代初形成，到了三四十年代，已成为汉语拼音化论者反复使用的论点之一。
1935年，王造时（1903—1971）指责说，中国言文分离，不但不利于语言进步，也阻碍了“文字”
的成长：语言“失却文字的帮助，运用异常简狭”
；文字“失却语言的帮助，内容异常枯竭”
。
[73]周建人（1888—1984）在194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更简明地概括了这一思路的基本内涵：中国人说话“太简短，不够明白，含胡处不容易分辨”
，以致日常生活中，经常“听错对方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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