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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声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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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化思潮可追溯到清末，大体又分作两个源头。
一个是切音字运动（详见第一章），另一个是一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海外留学生，特别是在巴黎办《新世纪》的吴稚晖等人所提出的汉字必废、中国应采用“万国新语”
的主张。
从整体上看，后者较切音字运动要激进得多，而当时在国内的实际影响并不如切音字运动。
新文化运动期间，随着白话文的普及，各种新思潮迅速风行，反传统观念甚嚣尘上，语文改革成为时人争论的焦点。
其时最极端的一种意见是废汉语，采用“世界语”
或其他一种外语作为“国语”
（参看第五章）。
唯此与现实差距太大，即使在最激进的人士中，多数也对此并不乐观。
在这种情形下，汉语拼音化思潮在20年代早期盛极一时。
到了三四十年代，随着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兴起（参看第五章），汉语拼音化达到了另一个高峰。
整体来看，虽然汉语拼音化的具体方案差异很大，具体程序也有缓急不同，但要求废汉字的理由大同小异，可概括为应用和学理两个方面。
前者包括三点：一是难记、难写，浪费时间；二是不便于检索和机械化（印刷和打字）；三是和西文拼音方式完全不同，不利于接受西洋文明，特别是科学。
后者则大体不出章太炎转述的斯宾塞学说的范围：从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看，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从文字自身的发展过程看，从象形到拼音是进化的必由之路。
对此，第一章已经做过一些讨论，本章则进一步将其扩大至对整个汉语拼音化运动的考察。
前边说过，从切音字运动开始，“文字是语言的符号”
一语就被反复提及。
但大多数人只是将其作为制作切音字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并未得出汉字应被废弃的结论。
新文化运动后，同样的言论再次出现，结论已是颠覆性的了。
傅斯年（1896—1950）说：“语言是表现思想的器具，文字又是表现语言的器具。”
既是器具，则当求其方便。
“我们主张废止文言，改用国语，只因为文言代表思想是不方便的。
汉字改用拼音的道理也是如此。”
[61]魏建功也说，语言是“留声”
的符号，文字是“留形”
的符号。
“留形的符号本是把留声的符号由嘴里写到纸上而已，所以文字原本是将语言记到纸上的东西”
，乃是“符号的符号”
。
在文化变迁过程中，语言是先导，文字是追随者，“语言不绝的进化，文字也不绝的进化”
。
汉字的拼音化是“进化的趋势”
决定的。
[62]汪怡（约1875—约1960）讨论中国文化何以“落后”
时，也归咎于此：“文字语言本是一事，口说的语言和手写的文字能够一样，方可适用”
；中国字不达言，自应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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