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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样的句子。
当然，近人用此四字，显然已与其本义相去甚远。
但此一观念源远流长，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自然更便于接受。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论者是有意识地采纳这几个字，相反，他们很可能是在不自觉中使用了这个习语，以理解和表达此一崭新的观念。
陈虬发挥“音学”
旨趣，是把各种不同来源的知识混在一起，而这也是其时新学家们的共同特质。
热衷于切音字的叶瀚（1861—1936）便试图运用佛教术语和生理解剖学知识，解释象形字和切音字在学习难易上的差别。
他告诉孙宝瑄：“象形不若切音之速达于脑而易记，盖耳根去脑近，眼根去脑远。
象形以目治，切音以耳治也。”
[7]这是典型的臆说。
不过，关键不在于他的推论是否能够成立，而在于他这段话的语气表明，耳学易而眼学难，已经成为一个无须证实的定论，所需要的只是解释其道理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声音”
的注意绝非切音字运动的独家特色，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勃兴的整个“声音文化”
的共同取向。
所谓声音文化，我这里特指一系列围绕着声音和口头表达形成的文化现象。
其中既包括宣讲、演说、辩论、国语、无线电播音、大合唱乃至喊口号等用口头形式传播的文化，也包括切音字、白话文、速记、注音字母、标语以至标点符号等以“文言一致”
为目标的书面文化，同时，学术界对方言、民谣、戏剧等“口头传统”
的兴趣日益增长，展开了系统性的调查与整理工作，也可以归入其中。
这些文化形式中，有一部分（辩论、切音字、速记、口号等）基本可谓新生事物，也有一部分（宣讲、国语、白话文）在不同程度上乃是一些早已存在的文化现象在社会新环境下的改造或凸显。
它们已经与传统的形式有了相当大的差异，在思想言说中的地位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提升，揭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和社会中一个新取向的出现。
[8]
实际上，“声入心通”
四个字可以算是整个“声音文化”
的起点，几乎无所不在。
比如，1905年《大公报》上一篇鼓动演说的时评说：“如今最于开通风气有力量的，就是演说。
因为演说一道，对著众人发明真理，听的入在耳朵里，印在脑子上，可以永久不忘。
日子长了，可以把人的心思见解变化过来。”
[9]“入在耳朵里，印在脑子上”
，不就是“声入心通”
的直译吗？又如，1922年12月，时任总统的黎元洪（1864—1928）这样描述世界语的功效：“凡国际之交涉，商务之贸迁，学问之研究，行旅之往来，皆须声入心通，始可推行尽利。”
[10]再如，黎锦熙谈及注音字母时说：“仅仅知道字母的人，依着字旁的注音读书报，‘声入心通’，本是极经济的一种神法。”
[11]显然，“声入心通”
是将所有这些相异的面相贯穿在一起的一条红线。
“声入心通”
背后所隐藏的假设是，声音才是进入人心的最佳渠道，面对下层民众，尤其如此。
因此，在上述两类声音文化中，“口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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