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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语运动研究诸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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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科背景看，有关国语运动的既存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从语言学角度入手，另一类更侧重于政治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视角。
不过二者有时也难以截然分异，至于知识和思路上的交互启发，更是理所当然，势应必至（然而遗憾的是，这一交流目前才刚刚起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相关研究的水平）。
[42]
并不奇怪的是，最早对国语运动的历史产生兴趣的是语言学家。
20世纪30年代初，黎锦熙（1890—1978）在其一系列著述中都谈及了国语运动，特别是1934年出版的《国语运动史纲》一书，勾勒了国语运动早期的发展线索，收录了大量一手资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阐释框架，成为一部经典著作。
[43]此书虽是黎锦熙的个人作品，但有两个理由使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部“正史”
：其一，他长期担任中央政府语言管理机构的要职，亦常以国语运动官方发言人的身份自居[44]；其二，是书出版后不久，便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国语讲习培训用书[45]，可看作官方认证的教材。
在专题史著作中，成果最丰富的应算是汉字改革史，尤其是拼音文字运动史。
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主要出于汉字改革运动本身的需要，这方面的研究就始终未曾间断[46]，其中以倪海曙（1918—1988）贡献最为卓著。
从40年代末开始，他就在广泛搜集整理文献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大量史料集，撰写了多部著作，对汉语拼音化的历史做了详细考察，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47]近些年来，有关研究更扩展到多个层面，其中最热门的是词汇史，而语法史、书面语的变化、标点符号等议题也都有人关注。
[48]
这些著述出自专业语言学家之手，知识权威性毋庸置疑；其早期作者也大都是现代语文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他们现身说法，极具参考价值。
但也正是“身在局中”
的状况使得他们的论述具有较强的倾向性，其意图更多地是为了服务于语言文字改革本身的需要，近距离的考察多，大背景下的反思少，对于反对派的意见更是严重忽视。
出于专业敏感性，他们常常本能地加入往昔的战团，反对“错误”
看法，维护“正确”
主张。
这也许是一个语言学家的本分所在，但若从史学立场出发，想要了解国语运动在社会各界和不同地区引发的“实际”
反响，就必须采用更加平等的眼光，即使那些明显站不住脚的言论，也自有一番价值：它们所蕴含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诉求意义，足以弥补其在学理方面的“过失”
。
同样，这些论述也很少将国语运动放在中国现代转型的大脉络中，考察它和整体历史局势的互动与后果。
然而，霍布斯鲍姆早已道破天机：“无论如何，居于语言民族主义核心地带的，乃是权力、地位、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沟通问题，甚至也不是文化问题。”
[49]仅把它当作一个语言问题，难免有遗珠之憾。
国语运动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危机的产物，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萦绕着诸多非学术的关怀；除了学理之外，许多政治和社会因素也都对其走向起着或明或晦，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对此，一部分敏锐的语言学家早有觉察。
倪海曙早就呼吁一部“根据当时社会发展情况作了深刻分析的正式的清末文改史”
的出现。
[50]然而，这个呼吁至今仍停留在呼吁阶段，多数论者只是把政治、社会、文化因素视为语文改革的浮泛背景，而在这方面，历史学的视角或许可以提供一臂助力。
不过，美国语言学家和汉学家约翰·德范克（JohnDeFrancis，1911—2009）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完成的《民族主义与中国的语言改革》一书，已经对国语运动中的民族主义维度做了深刻揭示。
德范克在华游历多年，与中国左翼文化人颇有交往，对语文改革抱有高度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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