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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隐性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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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隐性特征的自然。
表面上看，汉诗中有大量作品提及自然景物。
这些和叙述相关的安排和设置，往往作为背景出现，为人物及其思想提供活动场所，寄托幽思，抒**感，点明环境。
在自然的静态衬托或者动态裹挟下，人物受到文字召唤来到眼前，遭遇自然，发生故事。
然而从深层次看，自然和文字的前背景拓扑关系总处在不断协商和变化中。
就汉诗而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开宗明义，阐发文字和自然在生产关系上的共生和互相依赖：“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
“文”
出自人手，人手书写人心。
这是“文”
或者“文辞”
的狭义定义。
事实上，“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旁及万品，动植皆文”
。
自然万物不但有“文”
的表现，还可以细分为形文、声文和情文三种：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
文章和修辞由“五性发”
，文采是“神理”
，即自然形成的。
刘勰“试图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属于人的意识的文章”
，不仅在本体论上将文本形式结构（文采、对偶、声律）和自然等同，更试图将与文本相关的认识实践和美学体系嵌入自然，受到自然背后的“道”
的统领。
杨国斌相信自然之道“把文学创作追溯到人，并把人看作天地之心，就是将文学写作归源于道”
[1]。
形文和声文在自然中都可以找到直观对应，容易观察到也容易理解。
至于第三种，周振甫出自唯物主义科学观点，认为“情文是有了人类之后才有”
[2]，刘勰的观点显然“混淆了自然现象和意识的差别”
[3]，汉诗关于道生万物（也包括人和文）的观点不够科学。
那么，在科学突飞猛进的20世纪早期，汉诗对美国现代性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汉诗带来的自然观点是如何被美国诗人认识的？如果在宇宙万物中都能找到文，都和人类创作的文本“遗传密码”
相同，那么这种中国特有的看法和心思，能够和西方文学理论产生什么样的汇通呢？
看见自然事物（龙凤、虎豹、云霞、草木），事物背后的文字以及变化（英华日新、精义坚深），变化的力量和设计（道心惟微，神理设教），以及文字和文字的创造者——人——之间的关系（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宇文所安以一个西方人对柏拉图的熟悉，敏锐地感知到刘勰思想和柏拉图的知识、代表、模仿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4]。
在柏拉图思想体系中，可以观察到存在于自然之中由上帝创造的床的形式，以及生活中木匠制造的床和画家创造的床。
诗人或者艺术家只要掌握了足够艺术技巧，便可以画出从远处看上去以假乱真的木匠（当然也包括木匠造的床），而根本不必知晓造床所需的任何知识。
[5]他们将世间万物纳于笔尖或者画布，似乎具备无所不知（omnisce）的神奇能力[6]。
但是，艺术家无论多么出色，已经和床的理想形式三重隔离，不可能跨越两重障碍（先跨越对物质的刻画再跨越对形式的物化），直接进入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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