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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相见之后:现代主义情绪上的汉诗审美和汉字诗学萌芽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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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诗歌现代化运动肇始之日起,追求形式和技法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内容和读者接受程度的关注。
休姆以及“被人遗忘的流派”
将形式和技法创新,而不是主题和原创观点,作为判断诗作成败的标准[96]。
洛威尔非常反感将诗人及其作品的价值交给公众去评判的做法。
“诗歌的价值在且只在诗歌之内”
,“只有在高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诗歌才是民主的”
。
[97]庞德认为丁尼生(AlfredTennyson)因迎合大众口味而毁掉了自己的天才和个性[98],在诗歌形式创新上建树有限。
可以说,欧美诗人一直在用倒序设计的思路去把握汉诗[99],在形式和技法上进行革新这些手段有些碰巧和汉诗有关,大部分当然不是。
在相当程度上,庞德是对古希腊传统的延续,洛威尔则继承了惠特曼以来美国诗人利用散文进行韵文实验的做法,以弗林特为代表的早期意象派诗人看到俳句和汉诗的含蓄简约,第一反应便是马拉梅[100]。
尤其吊诡的是,美国诗人对于自身受到汉诗影响的言论很多时候是不足为据的,更不能断章取义地作为教条去对待使用。
美国人一方面出于来自世界民族大熔炉,一个较高程度的杂居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另一方面由于对世界各国文化和文学的主动挪用,综合起来,在建设现代派以及现代派提出的世界诗歌诗学的过程中,很自然对各国文学成果心存挂念,露于言表,并没有多么难得,更不值得大力鼓吹。
只有挖掘出跨国诗学的作用和力量,对美国诗歌里中国元素的分析才可免于浅薄,对美国诗人申明的受汉诗之影响才可获得真值,而非面值。
举一个被引用过太多次的例子,一位美国诗人,在一次名为《中国诗歌与美国想象力》会议上,说“到了现在,我们甚至难以想象,没有这种影响美国诗歌会是什么样子,这影响已经成为美国诗歌传统本身的一部分了[101]”
。
这句话在很多中国学者看来,不但为汉诗影响定性,也将汉诗的影响力定量并推向无以复加的地步。
可钟玲通过严肃而系统的分析,得出结论是“中国诗歌的影响力则自然被凸显且被夸大了”
。
钟玲观察到了发言背后的西方种族优越感和文化自救的动机,一对看似矛盾却高度相关的情绪。
也就是说,根据钟的论述,西方人在现代化程度上高度领先于东方,故而优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现现代化带来的“思想,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已经不足以让他们安身立命了”
,故而向东方求教问道以图自救。
钟玲的分析如果能触及中国学者对汉诗英译事件所作的接受和调整,便可从局内人的角度反思局外人的观察。
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不少人将美国诗人的英译汉诗视为对天朝上国的纳贡和朝贺,看到西方人或者外人翻译汉诗,有些中国学者暴跳如雷;但听到汉诗成为美国传统的一部分,又弹冠相庆。
未经天朝恩准擅自携带汉诗出洋,是犯上。
奉汉诗为正朔并依教奉行,是外夷归化,匍匐叩拜的最佳投名状。
外夷见汉诗,火候欠缺的次品反映了大国文化沙文主义心态(尽管翻译无疑存在相当瑕疵):我是对的,你看错了。
认为百十首古诗仅凭几个意象,几个典故传说和“漏洞百出”
的英译便改变了美国诗学,则反映出另一种大国文化沙文主义居高临下的心态:你的观察这么歪曲都能成功,可见我本身有多么伟大;以此推断,你就观察到这么一点就获得巨大成功,那你要是全学会了怎么得了。
以上两句看似粗鄙的反问,是有关方面的任何严肃学者(对应庞德所说的“严肃艺术家”
)都不能回避的现实。
如果没有汉诗,现代派是如何书写中国题材的?艾略特写于1910年四首名为《满大人》(“Mandarines”
)的组诗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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