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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韦伯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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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竹内好割舍不下的亚洲主义给日本留下了沉重的负的遗产——战争责任。
2006年6月30日，著名评论家鹤见俊辅在名古屋召开的一次名为“竹内好再考与方法论的转换”
的学术研讨会上开口第一句话：“如果将竹内好的方法与马克斯·韦伯（MaxWeber）对立起来看会非常有意思，竹内好这个人是从感情出发的。”
[32]在笔者看来，如果将二人——进而将受韦伯影响的丸山真男与竹内好——对于战争责任的认识做一对比的话“会非常有意思”
。
所谓战争责任，是指对战争负有的刑事、政治和伦理责任。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支持德国进行战争的韦伯在一次面对慕尼黑青年学生的演讲中，提出了“心情伦理”
（Gesihik）和“责任伦理”
（Verantwsethik）概念，这次演讲后来以《作为志业的政治》（PolitikalsBeruf）刊行。
[33]按照韦伯的说法，所谓“心情伦理”
就是按照纯粹的意图和感情行动，至于伴随行为而来的结果如何则由神来判定，而“责任伦理”
指行为者对于可预测的后果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韦伯在对伦理做这种区分时，并没有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行为的纯粹性和承担责任的态度并非不可共存。
但是，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责任，韦伯这个民族主义者强调责任伦理——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动机是否纯粹。
韦伯所提出的问题困扰着日本知识界。
1950年11月，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罪责》（DieSchuldfrage，1946年）日译本《战争的罪责》问世，雅斯贝尔斯认为可以将德国人的罪责区隔为四个方面：刑法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
刑法上的罪责要接受处罚；政治上的罪责要被追究责任，当事人要付出一定代价，甚至被剥夺政治权力和权利；从道德的罪责中如果能产生出洞察力，伴随而来的是罪的消失和获得新生；形而上学的罪责是人面对神的自觉，通过内心的活动而获得重生，这可以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的源泉。
[34]雅斯贝尔斯的著作重新唤起日本知识界对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
1959年1月，鹤见俊辅在《战争责任问题》中指出，1955年之前因为东京审判、开除公职、法律和教育改革等形成了“战争责任意识”
的制度化，而1955年以后由于之前的诸制度的废止或无效造成责任意识自动消灭。
[35]
对于1955年出现的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逆转，1956年3月丸山真男发表《战争责任论的盲点》一文，批判“一亿人总忏悔”
这种统治阶层将所有日本人都染成“乌贼黑”
的做法，同时也批判对其进行反驳的黑白二分论。
他认为，就对外而言，“区别统治阶层和国民的做法是不错的，但即使如此，不能以任何理由否定国民=被统治者的战争责任”
；对国内而言，日本的法西斯统治不是建立在政治民主主义基础之上的，这与纳粹德国不同，但即使如此，“一般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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