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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社会主义的早期邂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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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谢《开放时代》邀请我参加会议。
听了前面几位学者的发言，感到有些恍惚，是不是走错了门，我所想象和理解的儒学与社会主义是另一番光景。
昨天在来广州的飞机上，一直在阅读随身带的两本书，一本是法国学者毕游塞（SébastienBillioud）和杜瑞乐（JoélThoraval）合写的《圣贤与民众》（TheSageaheRevivalina），刚刚出版，写当代中国的儒学复兴。
还有一本是幸德秋水写的《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7月出版后，10月就由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翻译为中文，在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的历史上，这本书非常重要。
刚才大家讲到的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乃至社会主义本身，都是19世纪末舶来的概念，认真起来，需要从概念史的角度进行考察。
我留意到刘骥拿着一本书：列文森（JosephR.Levenson）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这本书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记得列文森在书中给儒学判了死刑，称儒学已经进了“博物馆”
。
假如列文森重生，看到当下的儒学热，不知是否会修改自己的观点？《圣贤与民众》第9章的标题是“儒学的用途与滥用”
（TheUseandAbuseoffucius），这让人想起尼采（FriedrichWilhelmzsche）的英译著作《历史的用途与滥用》（TheUseaory），因此，我有点担心，在讨论儒学的时候，我们是否陷入了目的论和本质主义，把基于今天的关怀投射到历史，对历史加以裁剪和直线的勾连。
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里指出有3种历史，第一种是纪念的历史，纪念的历史远离原因，用充满煽动的词语怂恿勇敢的人做轻率的事，热心的人做狂热的事。
第二种是怀古的历史，把自我与历史同一，在发霉的空气中贪婪地呼吸，在尘土堆中觅觅寻寻。
第三种是自我救赎的、批判的历史，把过去带上法庭，进行审问并定罪。
尼采的看法发人深省，但是，包括他所提倡的第三种历史在内都是目的论的历史，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在面对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时，我基本上采用的是社会史和概念史相结合的方法。
所谓社会史的方法，就是关心文本背后的情境。
近年，在我和一些朋友的鼓吹下，概念史逐渐热了起来，概念史关心的是文本的语言与结构。
基于社会史和概念史的立场，我对儒学与社会主义问题的考虑可能和大家从义理上的辨析、非历史性的“穿越”
不尽一样，我强调的是一种实践的、可把握的历史维度。
这里，我谈几点粗浅的想法。
第一，文本与实际的关系问题。
所谓儒学，我们今天所谈的儒学，除了以现在进行时出现的发明的儒学外，基本是一个“死亡的意识形态”
（deadlyideology），活在文本中的过去。
而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反观这100多年的中国历史，我关注的是“活着的”
（living，active）儒学，这种活着的儒学不是通常理解的儒学。
儒学的近代命运，如这100多年中国的命运，从打倒孔家店到重建孔家店，从杀死复数的祖先到建构以民族为符号的单数的祖先。
孔家店被打倒后，孔家店的伙计，孔家店的商品，风流云散了吗？没有！
一些浮在历史的表层，如康有为、陈焕章等搞的孔教运动。
更重要的是，孔家店被打倒后，礼失求诸野，儒学依然活在民间。
我所说的民间儒学，在王朝时代，它们的共名是“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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