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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中国“近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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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历史》一书开篇劈头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
[2]如果以今人的眼光看，文中的“历史”
当指“功业”
（γενóμενα），而非“研究成果”
（ιστοριαhistoria），然而结果恰恰相反。
循此，我们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为什么会扬文学而抑史学了。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3]历史与文学（诗学）的区隔不在于文体，而在于前者解释已发，后者书写未发；前者追求特殊性，后者带有普遍性。
其时，相对于诗学，“历史”
一词尚未普及，希罗多德《历史》中仅出现过20次，柏拉图只提到4次，亚里士多德最多，也不过24次。
[4]“历史”
由“调查研究”
而转为“功业”
是后来的事情。
18世纪前，“历史”
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指向过去，恰如汉语里昨天的昨天是前天一样，“前”
指向过去，当下的意义是由过去赋予的，过去（antiquus）是否定现在（modernus）的依据。
18世纪后，“历史”
发生了根本转向——“进步”
成为其孪生兄弟，从此“历史”
不仅涵盖过去，还朝向未来，正如科塞雷克（ReinhartKoselleck）所言，“历史”
是过去的经验空间和未来的期待地平相结合的产物。
[5]
距此一个世纪后，即19世纪中叶，中国人真正经验了这种“近代历史”
。
1870年，出使欧洲归来的清朝外交官志刚，在船驶入东洋南海时，遥望中国大陆，在日记中写道：“尔谓中国为在中央乎，则大地悬于太空，何处非中？谓在中间乎，则万国相依，皆有中间。
谓在中心乎，则国在地面。
中国者，非形势居处之谓也。
我中国自伏羲画卦已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以至于今四千年，皆中道也。
（中略）则所谓中国者，固由历圣相传中道之国也。
而后凡有国者，不得争此中字矣。”
[6]在此，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
，而是伏羲画卦以来的“中道之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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