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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大学”
来翻译uas,无疑有其考虑,这里暂且不论。
拉丁语uas原本是互助之意,后来演变为学生与教师的共同体。
在欧洲,“大学”
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被翻译为汉语的“大学”
最后真正能够对应近代西欧语言则是很晚的事情,来自日本的因素不可忽视。
诚如与“大学”
相关的词语还有“书院”
“大学堂”
“学堂”
“学校”
等,中国的概念史研究不仅要对各个重要词语的历史进行深描,还要注意概念词源的复数性,有必要对构成概念的词语群加以研究。
极力反对将哲学用于诠释中国思想的傅斯年曾经说过:“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
[43]信哉,斯言!
一如概念史研究关心文本一样,要追究词语如何演变为概念,有必要对涉及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文本进行研究。
清末出现的翻译文本如《圣经》《万国公法》《国富论》《天演论》等,创作文本如《孔子改制考》《訄书》等,以往都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
和上述“大学”
概念相关,研究近代知识的规训和普及离不开教科书。
清政府在1902年和1904年先后发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后者对各学科的教育目的和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
如在《奏定中学堂章程》里写道:“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
[44]清政府还规定“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
[45]。
教科书文本的编纂方针、语言修辞和内容体现了权力的意志。
关于教科书研究,如斯金纳一样,不仅要考察文本中写了什么,怎么写的,有何种叙述性意义(meaning),更重要的是挖掘作者语言和议论背后的写作意图。
与概念和文本相关的制度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
这里所说的制度确切地说应该称为“制度化”
。
知识是由语言建构的,人们借助语言来接受知识。
需要附加说明的是,从概念形成的角度看,知识确实受社会政治制度制约,但制度并非先验的,而是如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批评结构决定论时所使用的具有动态特征的“制度化”
——把捉过去、开启未来的“事件”
[46]。
近代知识是在能动的过程中积淀而成的。
就上述“大学”
概念而言,与此相关的制度包括学校、分科、教科书制作等知识权力装置。
概念、文本、制度是展开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三个切入口,其他还有诸如“文体”
“图像”
等路径可循。
在考察过德文《历史的基本概念》《哲学历史词典》和法文《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后,里希特呼吁有必要编纂英文版概念史辞典,认为闻名世界的《牛津英语辞典》无论怎么增补,也无法取代概念史辞典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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