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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知识亟需“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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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提倡概念史研究[1]
话说在清末的一次科考场上，有位考生面对“项羽与拿破仑”
的试题茫然若失，最后提笔写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岂畏拿一破仑（轮）乎？此事是真是假暂且不究，后人所以相传不止，大概缘于考生之无知令人发笑吧。
但是，如果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待考生的回答，问题似乎并不简单：今日之常识未必为昨日之常识，欧洲之常识不必是中国之常识。
在19—20世纪之交旧与新、中与西激烈碰撞的时代，对于一个饱读经书的士子来说，楚霸王项羽的自明性毋庸置疑，而拿破仑（NapoléonBonaparte）是人是物却无从知晓。
按照汉字形声会意的原则，该考生的回答当属“常识”
范围。
同样，如果反过来诘问同时代的法国学子，又有多少人知道项羽呢？可见，对于同一个故事，人们的解读可能截然相反。
现代主义的历史叙述在直线的时间序列里追寻事物的因果关联、新陈代谢，而后现代的历史叙述则关注事物的非本质性和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互关系。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人强调历史研究要回到“历史现场”
。
所谓“历史现场”
，就是通过表述而建构起来的文本世界，我之所以钟情于社会史和概念史，盖由于它们均重视文本分析的方法，前者关心文本背后的情境，后者重视文本自身的构成。
何谓社会史？论者中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分歧不要紧，要紧的是是否在方法论上自觉社会史所具有的批判性。
回顾中国社会史研究，无论是对历史整体的强调，还是对地方历史的执着，在社会史的百货店里最欠缺的是对作用于文本的权力关系的省思。
日本社会史提供了相反的案例。
在批判“近代”
的人为性、揭示“近代国家”
的压抑特征后，日本社会史在远离政治的历史空间里与民族主义的自然国家观不期而遇，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好比左翼和右翼居然成了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鉴于存在上述两种极端现象，我们所提倡的新社会史，特别强调分析文本背后的知识权力。
在已出版的三辑《新社会史丛刊》（浙江人民出版社）中，不少论文涉及政治、事件、性别、记忆、象征等问题，这些问题与我个人从事的研究密切相关：我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近代权力（革命、国家和殖民统治）的起源，通过对近代公共记忆与认同形成的考察，探讨近代历史叙述的建构问题。
本来，在一个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能够从一而终地将上述目标付诸实践已然不易。
但是，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旨趣的介入，要求新社会史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之否定，于是有了《新史学》（中华书局）的诞生。
在《新史学》第1卷里，主编杨念群教授呼吁中国历史学需要“感觉主义”
。
这个颇有争议的主张提出后，意外地在日本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产生了共鸣。
一位学者高度赞扬历史与文学的联姻，感叹难以从既往的中国近代史著述中捕捉与文学作品及其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相关的信息。
历史学者需不需要感觉主义，这是今天仁者见仁的问题；历史文本的作者有无感觉主义，那是昨日不用争辩的事实。
有感觉有主义的人如何制作了文本，这涉及概念史所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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