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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史的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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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史的主要工作是对文本的构成和语言进行诠释；社会史新社会史的叙事策略则主要将文本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用以考察其背后的情境。
本卷“文本的政治学”
栏收录了四篇论文。
王明珂《王崧的方志世界——明清时期云南方志的本文与情境》，是作者一系列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个片段。
作为一位优秀的人类学家，王明珂从明末进士王崧所编撰的地方志《道光云南志钞》研究了“方志”
与“英雄徙边”
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指出王崧偏离文类结构的方志书写﹐既表征了他在本土情怀下对种种“结构”
的叛离，又强化了云南作为整体帝国的一部分的意义。
从大的历史洪流与社会情境方面来说﹐他的文本与行为表征可能只是小小的“叛道离经”
﹐在典范观点下容易被人们忽略。
然而或许就是许多这样的异例﹐在新的社会情境（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国家）下被人们发掘、强化，从而逐渐让明清时期大理附近的“汉人”
及其后裔成为今日中国的白族。
龚隽《译经中的政治——李提摩太与〈大乘起信论〉》探讨了《大乘起信论》的英译问题。
在20世纪初，《大乘起信论》作为东亚大乘佛教的标志性经典被传译到了西方，根据不同底本有铃木大拙1900年出版的英译本和1907年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的英译本。
作者认为，铃木大拙推崇禅学，将《大乘起信论》译介到西方，意在于19世纪西方以印度佛学为中心的氛围下，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大乘佛教争得一席之地。
李提摩太英译本《大乘起信论》一向因其“充满基督教而非佛教的语气”
为教、学两界所诟病。
但是，如果我们把李提摩太翻译《大乘起信论》理解为晚清宗教思想交流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史事件”
，并对他的译经活动进行具体而微的知识考古的话，那么不难发现，在他这种看似不忠实的翻译活动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值得玩味的政治修辞：李提摩太已经把《大乘起信论》的翻译作为一种“话语事件”
，力图从中再生出新的佛教与基督教的历史关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翻译《大乘起信论》时，非常有策略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译经原则。
李提摩太主张透过不同文化处境中各自熟悉的那些语词去翻译外来概念。
他在翻译东亚佛典时，就大量使用了西方传统耳熟能详的那些“语词”
，去建立他对佛教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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