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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语境：“新史学”
的坎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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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现代主义历史学的后现代遭遇和新史学话语实践做了一番走马观花似的概观后，现在可以回到中国语境上来了。
中国近代现代历史学诞生在20世纪之初，迄今时光已经翻转了一个世纪，但当我们翻开新史学的履历簿时，必须承认我们面对的仍然是同一本书。
在中国新史学的履历簿上，梁启超的大名位列榜首。
他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提出“前者史家”
和“近世史家”
的区别在于：“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进步运动，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
[41]这里，梁启超触及了近代西方启蒙史学的要脉：因果律的、进化进步的和民族国民的历史叙述。
1902年2月《新民丛报》从第一期起开始连载梁启超的《新史学》。
在《新史学》里，梁不但提出新史学的口号，更明确批评“前者史家”
的著述有四弊二病之害。
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
二病是：“能铺陈而不能别裁”
“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
[42]进而，梁启超阐述了他的进化的历史观：“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
[43]梁启超率先提出“新史学”
的口号是有其西学背景（以日本作为中介）做支持的，1902年前后梁启超发表的文字涉及从古希腊到19世纪西方几乎所有的重要思想，他认识到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以培根（Fran）和笛卡儿为始，到18世纪末康德“遂和合两派，成一纯全完备之哲学”
[44]。
梁启超思想里带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他一方面以西方启蒙思想批判中国传统的正统史学，声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
。
试图构建进步的、国民的新史学；另一方面又声称“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
，其史学思想多变和矛盾的原因诚如杨念群所说，存在“表皮（西方理性）与内核（道德评判）之间的紧张关系”
，最终“采取的仍是儒学的‘正统观’立场”
。
[45]尽管如此，国民的历史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新史学意欲将其理想构建在近代民族—国家理念的基础上，梁启超在中国新史学的“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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