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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近代中国乡土教科书中的爱乡与爱国——《陈行乡土志》及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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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本章用之前已提到的《陈行乡土志》，来分析市镇级别的地域社会中所见的乡土意识。
通过检视编纂者在《陈行乡土志》的言论，厘清清末民初——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检讨上述问题前，笔者希望概述一下本章的视角。
如同杜赞奇巧妙地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
（exusofpower）一词，中国王朝是以官僚机构将人、物两方面组织起来，通过科举选拔那些符合道德规范，体现文化象征的人才，贯彻其社会统治。
[1]长时段观察清末民初的政治，超越这一王朝国家的政治文化体制，则是民族国家的政治机构由“上”
来组织、向“下”
渗透的过程。
图5-1《陈行乡土志》
若从政治体制的观点来看，有必要审视过去担任地方公共事务的精英阶层，从整体上把握他们如何参与推动地方政治及其影响和变化等。
[2]
图5-2民国初期上海县境图
再者，从文化及规范意识的角度而言，近代教育制度的引进，一方面虽将国家与社会结合的新范式定为目标，但同时也须注意科举废除带给人们的影响。
实际上，地方精英阶层撑起了创办学堂和教育行政机构的营运，他们在地方上引进近代教育，同时推动新的规范，并阐明其究竟为何物。
[3]
基于上述问题的关心，本章探讨清末民初时期由官方奖励编纂的乡土教科书，实际上是由哪些地方社会的人士负责，并且以何种意图来编纂，以及加入了怎样的规范意识。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有助于理解对于来自上层官方设定的框架，在“下层”
所开展的实际状况。
进入讨论之前，首先对史料进行若干说明。
由于着眼以乡土志为中心史料，本章将采用《陈行乡土志》（沈颂平编，上海图书馆古籍阅览室藏1920年石印本，现收录于《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十三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进行分析。
《陈行乡土志》是由上海县陈行乡的精英编纂，在孔祥百所写的序文中，编者除了沈颂平及孔本人之外，还有胡祖德、秦锡祺、秦锡田三位参与。
其中内容如表5-1（附于章末）所列。
使用《陈行乡土志》进行分析的理由有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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