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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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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不同目的与意图所编纂的清末民初江南县志、乡镇志、乡土志[77]为例，就从中展现出的地方形象及秩序观，分析近代中国乡土意识的特质。
清末民国时期县志的编纂，与清末之前相较，数量规模上及统一性虽有所不及，但在体裁和叙述方式上，则有其崭新的一面。
就体裁而言，引进地理学的知识之际，也存在着运用图表将地域空间加以可视化、数据化的志向。
就叙述方式来说，地方精英参与地方政治，由此彰显功绩，在这个过程中强烈反映出自治领域的意识。
这些出版物可说是从近代化、文明化的尺度来了解地方社会，记述地方精英兴利除弊的活动成果。
乡镇志这类私纂地方志的存在，可说是江南地方志编纂的特征。
乡镇志描述乡土时还存在着两种视野。
一种是如上海近郊所见的乡镇志那样，因日益城市化而对乡土抱有肯定性的看法。
与此相反，也存在着担心没有城市化、产业化进展的地方志，可视为同一种价值观的表里两面。
另一种是对城市化的进展及往来上海日益频繁，造成昔日质朴之风变为讲究奢华的现象，产生了危机意识。
乡土志是清末民国时期非常独特的“地方志”
。
所谓乡土志，伴随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引进，前提是在初等教育的课堂，使用那些模仿地方志体裁而编纂的教科书。
编纂乡土志的目的，普遍认为是通过培养爱乡心，从而达到爱国心的养成。
如此构想依据所谓“由近至远”
的方法论，亦即让学童直观地理解乡土事物，再由乡土扩大范围到国家。
由此，乡土被设定为和个人具有一体性的存在。
以不同立场和目的所编纂的县志、乡镇志、乡土志，它们展现出来的乡土意识与内容，也可以说存在着不同的面向。
乡土成为推动近代化改良、改造的对象同时，也被认为是个人可以直观地知觉到的、本质性的存在。
并且，以爱国为尺度的爱乡立场，也使得对乡土本身的独立性和差异性意识，不免日益淡薄。
[1]BrynaGoodman，Nativepladnatiioworksaiesin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yofiaPress，1995），pp.26-29.
[2]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第八章《“抵制美约”
运动と“中国”
の团结》，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
[3]关于清末的立宪制和地方自治，关注地方精英及其网络所发挥作用的同时，分析地方政治空间变化的研究成为近几年的特征。
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第四章《清末民初における地方政治构造とその变化》、第六章《地域エリートの立宪构想と地方自治论》，东京，研文出版，2010；高田幸男：《江苏教育总会の诞生：“教育界”
に见る清末中国の地方政治と地域エリート》，《骏台史学》第103号，1998。
中国国内的研究有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4]关于清代地方志编纂事业，有人指出是为了封杀反清文人的一种文化动员，以及通过王朝权威来验证地方知识分子自身活动空间的正统性。
井上进：《方志の位置》，收入《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记念明代史论丛》，下册，东京，汲古书院，1990；山本英史：《清代中国の地域支配》，第九章《地方志の编纂と地域社会》，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7。
虽然与民国时期的地方志编纂具有相同性质，但本章只专注于讨论与清代方志的不同点。
[5]清代的地方志之中，存在着一统志―通志―府州县志的金字塔式体制，若考虑最基层行政区划的地方志编纂情况，虽然应以州志及厅志为对象，但此处为避免分类繁杂，均权以县志为中心。
[6]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第36～46、第86～10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7]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黄苇等：《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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