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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乡土志所见的文明化和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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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民国时期江南的乡土志
乡土志在方志学领域虽广为人知，但仅被简单地提及，或旁证利用，几乎没有深入分析其存在的研究。
[48]针对于此，近年关注清末爱国言论特征的研究中，也出现了有关清末地理学形成过程、清末乡土志中展现的地域性、清末乡土志的编纂过程及题材等的分析著作。
[49]尽管如此，学校教育制度变迁的关联、编纂时间和地域区别所产生的差异等问题依旧存在，对此尚未进行充分检讨，也是不争的事实。
[50]以下参照已有的研究，概观清末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编纂的乡土志。
清末乡土志数量若依省别统计，有山东96种、四川52种、新疆42种、陕西42种、辽宁41种。
相较于这些省份，江苏有19种，浙江有9种，数量称不上多。
[51]之所以清末乡土志的编纂数量会有这些差异，是因为接到编纂命令的地方官员各自的应对方式的区别，还有受到学校教育制度的拓展状况，以及地方志之间关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当下通行的看法是，在学校教育制度普及的江苏、浙江两省，由于清末学校教材及地方志已相当丰富，反而并未出现积极编纂乡土志的现象。
这方面可指出下列两项特征。
第一是关于乡土志的名称。
除了以某某乡土志命名之外，还有诸如侯鸿鉴的《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陈罗孙的《通州历史教科书》《通州地理教科书》，旧卢的《常昭乡土地理教科书》《常昭乡土历史教科书》等，以乡土历史、乡土地理、乡土历史教科书、乡土地理教科书命名的刊物也包含其中，[52]历史与地理分开编纂则是为了应对初等小学堂章程。
关于此类刊物名称及体裁的差异，巴兆祥将其分为依据《乡土志例目》的例目派、依据地方志的方志派、采用教科书体裁的教科书派。
[53]此外，程美宝则把乡土志与乡土教科书之间的差异，视为刊物出版及教科书体裁的区别。
[54]江南乡土志中，乡土教科书占有相当比例，是由于许多编纂者在编写的同时，也考虑到能否用于教育的实际状况。
由此可见，到民国以后，江南地区编纂乡土志比清末更为活跃。
第二，编纂者具有的社会背景特征。
清末乡土志大量编纂的地区，由地方官主导，并得到当地士绅阶层的合作。
然而就内容和体裁而言，则有相当大的差别。
清末民初江南乡土志的编纂者特征有：1.担任行政官员或议员等公职；2.从事小学教员等教育工作；3.参与地方志的编纂工作。
第一项可举的事例，有《川沙县乡土志》的编者陆培亮，曾在编纂期间担任县视学。
另一个例证是《陈行乡土志》其中一位编者秦锡田，如同第三章中所介绍，他曾历任江苏谘议局议员及上海县参事会议员。
[55]第二项可举的事例，包括《崇明乡土志略》的作者昝元恺、《陈行乡土志》的作者孔祥百等人都是教员；《奉贤县乡土志》的作者朱醒华和胡家骥，则均为县教育会的成员；《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的作者侯鸿鉴（1872-1961），是竟志女子中学及模范小学的创办人。
[56]第三项可举的事例是《陈行乡土志》作者秦锡田及《川沙县乡土志》作者陆培亮，分别参与了县志编纂工作。
并且诚如上一节所言，相当多的乡土志材料出自于地方志，便可看出其中展现了当时的地方意识。
顺带一提，读者或许会产生疑问，这些乡土志是否被实际运用在学校教育上？乡土志究竟是否应用于教学，我们无从得知，但有几种的乡土志的确与实际教学之间存在关系。
《川沙县乡土志》分别于1913年初版、1915年再版、1918年第三版，据说数年间被用作教材。
[57]除此之外，如《奉贤县乡土志》中描述“朱君醒华与胡君家骥前曾合编乡土志一册，分历史、地理、物产三刊发。
各校用者颇多”
，亦可为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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