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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乡镇志中展现的乡土城市化、文明化及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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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民国时期的乡镇志
拥有乡志、镇志、里志等各种称谓的乡镇志，集中编纂、刊行于江南地区，从乾隆至光绪时期臻于高峰。
[32]森正夫检讨清代江南乡镇志序文中展现的乡土意识，曾指出“乡脚”
相当于市镇空间领域性的认识，由于近邻市镇编纂乡镇志的对抗意识，对官方修撰地方志定位的要求，联系到县志—府志—省志—一统志，因此乡镇志编者创造出具有独自领域性的自我认同意识。
[33]
森正夫所指的意识，在清末民国期间的乡镇志中大致可谓妥当，但清末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例如，《钱门塘乡志》的序文有如下叙述：“且今教育普及之说，亦既熟闻于耳矣，所定小学校历史、地理课程，皆就本乡之山川人物，以为教授之资；他若行军之于舆图，行政之于礼俗，生业之于物产，则又为政治之所注重。
故志虽旧学，可以启迪新知，体近类书，不难综观本末，不得谓无裨实用也。”
正如序文所述，关联到乡土志教育，出现了以关注乡镇志为主的地方志编纂。
[34]
即使是那些并未刊行的志书，清末新政就地方志这一议题带来地方意识的高涨，也可从地方报纸中略知一二。
例如，清末的嘉定县西门乡，曾计划编纂《西门乡志》。
其中一位推动者便以“地利”
“民德”
等词汇，描述地方志编纂的意义，公开提出定位地域发展和挖掘地方的潜力，发挥由底层支撑秩序的规范意识。
[35]在此基础上，本节着眼于上海近郊农村的乡镇志，强调在城市化、产业化的坐标轴中，乡土是如何被意识到并被叙述的。
二、城市化、产业化与乡土
关于城市化进展对上海近郊农村带来的影响，高桥孝助曾有一连串对乡镇志的分析。
这些研究比较了与上海陆路租界相连而不断变化的农村，以及通过水路网络连接起来的农村。
[36]此处依据高桥的研究成果，概观城市化进展及其带来的影响，如何被乡镇志的编纂者所接受，并产生了哪些对乡土不一样的认识。
首先以宝山县南部江湾镇的情况为例。
受到编纂《宝山县续志》影响，江湾镇当地开始《江湾里志》的工作，于1924年刊行。
参与编纂者是当地精英人士、后来也参与了纂修《宝山县续志》的钱淦（1875-1922）。
关于清末民初江湾镇的城市化进展，钱淦有如下描述：[37]
盖江湾当上、宝两邑绾毂之衡。
昔不过三里之市场，今则自镇以南，马路日增，星罗棋布。
商埠之发展，直与上界联为一气，无区域之可分，繁盛殆甲于全县。
以故物质上之文明进步、政教风俗上之递嬗变迁，较之他市乡尤多特殊之点。
江湾镇不过是江南到处都有“三里之市场”
的其中之一例，却随着镇南部的道路整饬，增强了其作为交通要冲地位，并与上海中心城区“联为一气，无区域之可分”
，成为最繁盛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肯定江湾镇城市化的进展，并以“文明化”
为尺度，评价和认同乡土的意识（当然对《江湾里志》中各种城市化现象，作者并非都抱持肯定的态度，而对于“政教风俗上之变迁”
，则产生了不同的意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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