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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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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嘉定县的政争事例，厘清了与中央乃至省有所区别的地方对立局势的形成过程，并说明了对清末民初的地方政治产生的影响。
所得结论如下。
在嘉定县的政争中，掌握同盟会、国民党派系的黄氏，自清代中期以降，通过商业活动、科举功名、出任厂董职务等善举而提升了社会地位。
在这个过程中，黄氏采取具有地域属性的做法，以鲜明的“地方战略”
，在当地扎稳根基。
清末地方自治中的乡区甫一设立，黄氏的“地方战略”
就与城区精英之间，呈现一种城乡对立的矛盾，日趋明显。
对立焦点集中在“夫束”
这一传统的征税法上。
希望把夫束的非正规行政经费转充为自治经费的乡区精英，和靠着夫束的需索体系而获得利益的胥吏以及私人关系作为政治权力来源的城区精英，双方壁垒分明，形成对立。
以黄氏为首的议事会派，试图通过掌握议事会的大权以撤废夫束；相反的，胥吏出身的戴氏民政署派，则企图阻止夫束的撤废。
这一对立之局，也很清楚地反映在辛亥革命以降的新体制上。
民政署派为了在县议事会获取主导权，以便通过有利于己的议案，便将革除夫束的决定变成一纸具文，并进行种种阻碍动作。
这些行为在县议事会运作或民政长选举时，引起了冲突及违法事件，结果使得这些政治制度无法发挥健全的机能，形同瘫痪。
嘉定县的政争显示出：地方自治的目标——“县人治县”
不一定会对地方整合产生正面的效果。
相反，必须留意的是：资源是接近利益的工具，资源形态不同的精英对立，具有破坏地方社会均衡的负面能量。
关于此点，政党组织的形态最耐人寻味。
形成国民党与共和党两大政党的嘉定县，政党组织受到地方特有的政治结构影响，导致议事会派与民政署派呈现对立之局。
另外，关于政党的性质，以“情”
“理”
“法”
所激起的论战，也如实地反映了这种对立的局势。
进步党的机关报《练水潮》提倡“情”
这一规范的重要性，应该是在暗示对既得利益或其背后人际交往和关系的拥护。
对此，《疁报》则运用古典及近代法政学的知识，主张所谓政党即政策的结合，“法”
地位优于“情”
，以彰显其在法政学上的正当性，作为对抗民政署派既得利益者的战略。
再则，史料中经常将“礼治”
“包”
“情”
等人际交往视为打倒或改革对象，而现实中仍存在着此“必要之恶”
，其中原委依然很有研究的必要。
[1]欧美代表性的研究有PrasenjitDuara，Culture，Power，ae：RuralNortha，1900-1942.（Stanfordia：StanfordUyPress，1988）；JosephW.EsheridMaryBakined，eseLocalElitesandPatternsofDominance.（Berkeley：Uyofia，1990）；日本学界的研究，参见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东京，研文出版，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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