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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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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城镇乡层级的地域社会，探讨清末新政各项政策对地域社会带来的影响。
特别是通过地方自治的推进而带来的地域社会领域化，分析所显现的地域对立情况，以及领域化产生的地域意识。
第一节从城自治区与乡自治区的关系，探究地方自治相关的章程内容。
这里着眼于以往研究中没有充分重视的内部因素，亦即县政中城区拥有的影响力来进行讨论。
在《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划定自治区界线的原则只有极其简单的陈述，包括：①城区设立过程中的厢，究竟以城郭外何处作为范围？②如何解释“固有之境界”
，并作为设立城乡镇自治区的根据？这些极为暧昧的问题，因为援用的惯例不同，导致解释也不同，成为日后对立的主要因素。
第二节以武阳为例，探讨设立城区所产生的城乡对立。
由于武阳城区的士绅想将城郭外的厢纳入，与四乡士绅意见相左，发生对立情况。
当时双方对“固有之境界”
各有想法，宛如平行线般毫无进展。
城绅利用县政中城区所具备的优势，对抗强调地方利益的四乡士绅。
对四乡士绅来说，厢所存在的地区一旦被编入城区，将会在人力和财力两方面短缺而阻碍推动自治。
从无锡、金匮、常熟、昭文各县，可以看到和武阳类似的情况，亦即城绅的“城区中心主义”
，及争夺人才和自治经费所造成的城乡对立。
此外嘉定的案例中，乡区想被纳入城区的意图，乃至城区不愿将城郭外地域编入，呈现的是一种例外情况。
然而，对于城区所拥有的优势限定了城区和乡区双方行动这一点上，所举的事例可说都有其共通之处。
第三节探讨了乡区设立问题及其背后的地域意识。
大多数的乡自治区被民间视为“固有之境界”
，也就是按照自治施行前地方公共事务的范围而设。
然而，有些地方跨越“固有之境界”
而推动合并，是希望确保支持自治发展的人才和财力，从中可以看出其危机感：如果不能将地域社会正确地定位在行政体系之中，那么就难以发挥原有的潜力。
清末新政推行各项政策，目的是要将地域社会的制度化，特别是将以往未曾正式在行政体系中定位的城镇乡层级领域化。
尽管地域社会的领域化在自治区设立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可是环顾县政人才和财政等的运作，“固有之境界”
被赋予各式各样的解释。
地域社会领域化过程中尖锐的城区乡区间的矛盾和对立，成为民初地方政治的基调之一。
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推进地域整合，成为遗留至民国时期的重要课题。
[1]关于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一体性，以及通过地图确认归属意识的情況，见吉泽诚一郎：《爱国主义の创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みる》，第87～107页，东京，岩波书店，2003；黄东兰：《清末·民国期地理教科书の空间表象：领土·疆域·国耻》，《中国研究月报》，第59卷第3号，2005。
关于清末地理教育引进过程中所萌发的领土意识，见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第295～30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例如商会，县城与一部分的大镇都设有商务分会，普通市镇设有商务公所，这些可说是对应地域实际状况的制度化。
由地方实力派组织的商会、农会、教育会等，成为地方自治基础，同时也意味着制度上将显现各种利益。
陈来幸：《长江デルタにおける商会と地域社会》，见森时彦编：《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1。
都市也因巡警制度与卫生制度的导入，使得基层社会的领域化有所进展。
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第167～171页，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1；杨念群：《再造“病人”
：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110～1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本章所使用的“地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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