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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绕清末民初乡土意识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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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之所以将江南市镇社会产生乡土意识作为切入点，是由于笔者认为这反映了清末民初的时代特点。
乡土、地方等概念在近代中国出现，与清末出现的文明、国家等概念是密不可分的。
再者，关于地域社会以何人、用怎样的尺度来定位，让我们想到滨岛敦俊指出的住在市镇的生员、商人，从此也可看到市镇高密度地存在于江南社会的地域性。
以下从四方面概览清末民初认识乡土的尺度：（一）地方的“制度化”
和乡土意识；（二）乡土意识和爱国主义；（三）文明化和乡土；（四）利用这些尺度并试图改良乡土的主体——地方精英的位置。
（一）地方的“制度化”
和乡土意识——乡土的位置
如果从政治体制形式观察国家―社会关系变化，清末民初可说是从君主专制历经君主立宪朝向共和制的时期；伴随着清末民族国家的形成，各项制度、机构也在地域社会纷纷成立。
[20]可是由于过去受到革命史观影响，对立宪制、地方自治制的引进和运用关心明显不足，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就有关这些问题的史实加以挖掘和重建。
[21]
本书将民族国家制度被引进地域社会、地方被纳入民族国家机构的过程，称作地方的“制度化”
。
[22]这一点最显著地体现在都市中的社会管理上。
有关清末天津的巡警制度、民国上海警察制度的成立过程，[23]乃至北京近代医疗制度的引进和卫生区划的研究，[24]都显示出清末民初将地域社会分割为区域进行管理，这成为近代国家的一个基调。
把目光转向地域社会，地方“制度化”
集中反映在地方自治制度的引进过程上。
关于清末地方自治的实际情况，由于史料、分析框架的限制，除直隶以外均未得到充分讨论，[25]近年有黄东兰、田中比吕志提出了相关见解。
黄东兰从明治日本引进的制度在清朝的变化出发，对地方自治制度的内容和运作实际状态进行精细的考察，考证了日本府县制、市町村制的方式，与清朝引进自治制度时发生“变形”
的情况。
[26]根据田中比吕志的看法，地方精英进入以地方自治为主的政治活动场域中，使得省—县联系更加紧密，强化了相对于中央的离心力。
[27]
在前述基础上，现在要追问的是：地域社会如何接受新制度。
市古宙三早就指出，乡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参与了新的政治机会和革命事业。
[28]本书在此进一步关注地域社会（县城、市镇、农村等）的差异，如何影响了接受新制度的情况，又在地域间、官民间引起了怎样的纷争，以及此时乡土是如何被阐述的。
之所以特别注意到县以下的地域社会，是因为清末地方的“制度化”
，意味行政机构末端从县城向下层社会扩大，行政之外进行“地方公事”
的传统，规定了新制度的接受方式，也存在制度变形的要素[29]。
通过引进地方精英主动利用制度的视角，可以超越以往研究中认为他们在国家—社会关系所遭遇的挫折，探索相互渗透的国家-社会关系。
（二）乡土意识和爱国主义——乡土的位置
将“群”
——各式各样中间团体、社会组织的团结和凝集，与攸关国家存亡加以讨论，探讨国家意识的形成及乡土意识，是本书的目的之一。
在清末都市社会，移民借助同乡、同业的联系，以会馆、同乡会为背景实行相互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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