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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和谬误比邻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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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特别留意史事发生的特定时间与环境，因表面看来“惊人相似”
的事件在不同情境下，意义也截然有异，一不小心，便很容易张冠李戴。
不过，人性虽然复杂，变化范围却总有一定限度，故相异的情形并不能阻止彼此的沟通。
就此而言，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的论文集《扭曲的人性之材》值得一看。
它主要讨论“乌托邦”
和文化多样性两个观念在近代欧洲的流变，对当下的中国人却别具启示。
乌托邦是欧洲文化传统中一个核心主题，历来为思想史家关注。
伯林指出了它所由成立的三个认识论假定：一、“对所有真正的命题来说，只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其他所有答案都是错的。”
二、“找出这些正确答案的方法一定存在。”
三、“所有正确的答案必定是毫无例外地彼此相容。”
这些假设又和一种“静止”
的人性论有关，它意味着：“人性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无论何时何地；并且遵循不受人控制的永恒法则。”
伯林认为，这个看法忽视了人“作为一个主体”
，具有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的能力。
自然和传统当然都可以对人施加“限制”
，但人“面对矛盾对立、互不相容的目标”
，仍有一种“自由选择的能力”
。
伯林指出，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一种对人性的新看法出现了。
人们发现，不同社会，“无论是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还是规则和原则，都有着不可调和的差异性。”
18世纪之后，赫尔德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趋向。
与乌托邦所设想的人性最终的同一性不同，他们感兴趣的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和不可通约性——这就是“文化多元论”
。
他们承认，不同的生活观和价值观，不可能被圆融地整合到一个巨大的和谐结构中。
这个世界是由许多在本质上相互矛盾、别具“个性”
的文化构成的共同体。
我们必须“进入”
另一种文化中，才能“理解”
他们的希望和恐惧。
这种新观念在欧洲思想史上带来了大突破。
伯林以德国浪漫主义的“个性”
概念为例，分析了它的影响：浪漫主义者认为，生活的目的和理想不是客观的存在，只待我们去“发现”
；相反，它是被每个人自己“发明”
的。
因此，“每一个独立的单元、每个个体、每个群体、每种文化、每个民族，以及每个教派，无论它们有的是怎样一种‘个性’，现在它们都在追求自己独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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