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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束新的光芒召唤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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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眼前的世界如何活泼生动，它也势必沦为往昔，沉入历史的暮色。
可它们并未消逝，只是静候现实的召唤，一旦有一束光投射过去，就立刻鲜明起来。
那些被认为意义重大的事件，更是从来都如影随形，陪伴在人们身边。
而往昔与现实的交织，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在后一情形下，它带给我们的更多是灾难：对既往的认知因现实的争论而四分五裂，眼前的对抗也因双方从同一段历史中各取所需而难解难分。
在托尼·朱特看来，20世纪法国的历史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悲剧脚本。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一书记载了他对此悲剧的思索，但他没有正面描述这个悲剧，而把主要篇幅放到了三个反潮流的思想家身上。
这三人的事业、经历、观点都不相同，甚且彼此抵牾：本想做一个文人的布鲁姆成为社会党领袖，甚至登上总理席位；加缪以存在主义作家的身份广为人知，却和萨特等人反目成仇；雷蒙·阿隆作为保守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生前备受诋毁。
作为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异数，他们一同展示了，一个被对立两极观念撕裂的社会，如何难以察觉真正的历史转机。
全书分为四章，除了“导论”
外，余下三章各论一人。
不过，读竟全书，我的注意力更多被“导论”
吸引了。
作者在这一章诊断的20世纪三大“法国病”
，最使我感慨不已：“政治上的左右两派争个没完没了；维希政权及其对民族道德境况的恶劣影响延续了数十年之久；政治制度的持续不稳重现了19世纪的情形。”
其中，左右之争乃是关键所在，其他两个更像它的并发症。
对一个当代中国读者来说，这些现象可谓如在身边，仿佛一扇大门，随手推开，就能直入书中描绘的意境。
事实上，如我这样对法国史了解甚少的读者，把人家事看作自家事，以己度人，心生戚戚，在所难免。
尽管时下中国人所谓的左和右，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人使用的同一对词汇，所指并不完全重合，但就其意态来讲，并无二致——左右之争的核心就是站队。
一旦选择加入某方，敌我身份随之确定，立场决定结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反之亦然。
无须推敲，省去了犹疑的苦恼。
且这选择是全身心、系统性的：一个富有经验的从业人员，从对方端起咖啡杯的手势中也能判断其政见归属。
哪怕在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同情对方，也要冒着成为叛徒的危险。
身处两大阵营之一，战斗就是思想。
而争论的参与者则都认为冲突乃“对方固执己见、拒绝遵循自己的世界观所致”
，并不对站队这一行为加以反思。
总之，“意识形态之争在参与者们眼里显然是第一要着，其他事情顶多偶尔地、短时间地关心一下”
。
左右之争既如此激烈，与其说是因为双方存在什么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毋宁说是不同信仰所致，因此，毫不奇怪，对历史的解读成为它最好的思想测试剂。
朱特指出，20世纪法国社会的分裂“直接来源于对法国共同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遗产——的相互冲突的解释”
。
这正是前边所言：越被赋予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越可能造成社会分崩离析。
大革命的地位太过崇高，不但成为价值的分水岭，也是任何一方不能放弃的道德高地；后人对它的诠解，直接关系到他们的作战方案。
可以说，大革命自身就构成一项传统，后人由之将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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