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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一个“性善论”
的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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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讲性善，今人多不以为然。
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是，中国文化主“性善”
，故行“人治”
；西方文化主“性恶”
，倾向制约权力，行“法治”
。
这真是口吐真言。
姑不论“人治”
、“法治”
一类话头具体何谓，但“性善论”
占据思想主流，已在宋元以后，而立论者心中的“人治”
恐怕至少可以上溯秦汉。
凿枘不合，却流传众口，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
，固是不思之过，但国人反思传统的“诚恳”
也就可见一斑。
不过，今日反对性善论者，大多恐怕未必想得这般远，实际应更多来自日常生活的体会——若连馒头、牛奶的质量都不可信，性善论岂不太过奢华？
近年来，随着一些史实陆续披露，有些素被尊重的老人家当年曾做过的错事也昭布于世，很使人震惊。
这使我想起刚上大学那会儿，在图书馆翻阅一本史学论著索引，发现众多素受敬仰的先生当年都曾响应号召，相互投掷过标枪匕首，确是“震惊”
了一下，偶像纷纷倒地。
后来研习历史既久，知道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生活境遇和空间，有时不能“壁立千仞”
，可能是自甘沦落，但也可能是身不由己，可耻，可恨，可悲，亦复可怜；后人任意低昂，有时也许不过在潜意识里满足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做不得数。
明白了这一点，也便能渐行恕道。
法国史家马克·布洛赫曾引用过一句阿拉伯谚语：“与其说一个人像他的父亲，不如说更酷肖他的时代。”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要理解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无论其是否顺应了“时代潮流”
，都必须从他所处的具体环境入手，方能得其仿佛。
这当然不是提倡把一切过错都诿之于“时代”
，号称自己同样是受害者，就可一了百了；无论如何，身处同样情形，不同人做了不同选择，便都须承受自己行为的后果，良知的考量避无可避，无人能够替代。
不过，后人论事，则总须出以“了解之同情”
，从人、世互动的角度着眼，不必先把谁“想坏了”
。
王阳明曾说，你把盗贼喊盗贼，“他还忸怩”
。
可知人总有羞恶之心，而那就是一点善根。
所以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判明谁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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