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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怎样看待不同类型史书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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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广泛的意义上对不同类型的史书做总体上的评论，这要求史家具有卓越的见识和高度概括的能力。
明代史学家王世贞针对本朝史学，就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阐述了精辟的见解。
他说：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20]
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方面及其终于“不可废”
的方面，言简意赅，可谓史学批评上的确论。
王世贞所论，在史学史上都是存在的客观事实。
例如，史家刘知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被后来者”
，固有“五不可”
，其中就有“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
[21]之难。
刘知幾参与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
[22]。
韩愈主持修《顺宗实录》，因涉及“禁中事”
，牵连宦官，引起宦官集团的强烈不满，终于导致史臣对《顺宗实录》的修改，删去了“禁中事”
[23]。
这些都是“人恣而善蔽真”
的反映。
又如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仅凭所见私家笔记所记三件史事不确，便断言“野史不可信”
[24]，显然失于偏颇。
刘知幾《史通·杂述》篇列举十种“偏记小录之书”
，虽一一指出其缺陷，但仍认为“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
近代史学名家陈寅恪治隋唐史，旁征博引，涉及多种唐人野史笔记，阐发诸多宏论，论证野史之“不可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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