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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怎样看待史书的内容、形式及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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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郑樵的会通思想主要是在阐发和继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的思想传统，是因为《通志》也是纪传体史书的话，那么从历史撰述内容着眼，分别对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会通旨趣做出分析和评论，则由马端临完成。
马端临以《文献通考》这一巨著和他对《通典》《资治通鉴》的精辟评论，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通典》面世后四百余年、《资治通鉴》面世后二百余年，元初马端临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撰成《文献通考》348卷，他在此书的序言中对《通典》《资治通鉴》二书，做了他那个时代的极好的比较和中肯的评论。
马端临评论《资治通鉴》时这样写道：
《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
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
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
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於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
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
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
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
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
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
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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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文看，马端临对“断代为史”
的看法，与郑樵是一致的。
他的新贡献是对历史中“相因”
与“不相因”
的现象做了阐述，实则也为《文献通考》之作申其大意，即“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
。
于是马端临对《通典》做了如下评论：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后盖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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