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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学评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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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评论，必有标准。
中国古代史学家关于史学评论的标准，虽然明确的说法不多，但他们的不少论断，还是与此有关的。
班固评论司马迁的《史记》，大致包含这几个方面：在对文献材料的运用上，说它“甚多疏略，或有抵牾”
，但也肯定作者的“涉猎者广博”
；在历史观点上，说它“是非颇谬于圣人”
；在表述形式上，说它“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
；在撰述态度上，说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
这几个方面，其实就是班固评论《史记》的几个标准。
刘勰虽然不是史学家，但他的《文心雕龙·史传》篇的“赞曰”
说的“善恶偕总”
“腾褒裁贬”
“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也是把史书的内容、褒贬、文辞和书法（指作史态度）作为史学评论的几个标准看待的。
在中国史学史上比较明确地讲到史学评论的标准的，是刘知幾。
刘知幾论史才、史学、史识及其相互关系，虽然旨在说明“史才须有三长”
[15]，因而史才难得，但实则已讲到评论史家的标准了。
刘知幾还把史学家的工作划分成三个等第：第一个等第是“彰善贬恶，不避强御”
，如董狐、南史；第二个等第是“编次勒成，郁为不朽”
，如左丘明、司马迁；第三个等第则只能做到“高才博学，名重一时”
，如周的史官史佚、楚的史官倚相。
[16]这个看法，直接提出了评论史家的标准，可以看作他的“史才须有三长”
论的极好注脚。
此外，他在《史通》的《采撰》《言语》《叙事》《直书》《曲笔》等篇中的论述，也都关系到评论史书和史家的标准。
刘知幾的“史才须有三长”
的论点，在宋人那里又被进一步具体化了。
吴缜所撰《〈新唐书〉纠谬》是一本讲考异的书，但这书的序文却明确地提出了评论史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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