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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制体与纪事本末体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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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记内容仍属于史事而在体裁上又另辟蹊径的，是稍晚于刘知幾的中唐史学家杜佑所撰的《通典》。
《通典》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综合各代，贯通古今。
这是典制体史书。
它的特点是：“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
如人支脉，散缀于体。”
[13]因此，“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
[14]。
作为典制体史书开山的《通典》，共分九门[15]，所以人们也曾把这种体裁的史书称作“分门书”
。
《通典》之后，有《通志》《文献通考》的出现，世称“三通”
。
“三通”
之后，续作者不绝，以至达到“十通”
之多，可见这种体裁深受史家重视。
不过“三通”
在“通”
的含义上并不是一致的：《通典》在于通典制的历史，《通志》在于通社会的历史，《文献通考》在于通文献的历史。
当然，典制和文献也都是不可脱离史事的。
马端临在讲到他著《文献通考》时说：文，是历代史事；献，是前人及近人的奏疏和评论；考，是考订可疑和未当之处，故名其书曰《文献通考》。
[16]值得注意的是，马端临在讲到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同典制体史书的区别时，有一段话说得很好：“至司马温公（按：司马光死后追封温国公——引者）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17]，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
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18]这就是说，史书体裁不同，它们所反映史事诸方面内容的详略必有不同，史学家不可能超越一定体裁所能容纳的内容进行撰述；这与其说是史家智力所限，毋宁说是体裁自身的特定要求。
马端临这样看待史书的不同体裁，其见识似又在刘知幾之上。
其实，在马端临之前，宋人杨万里在谈到《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二书在表述上的区别的时候，已提出了类似的见解。
南宋史家袁枢把《资治通鉴》主要内容总括为239事，分别列目，各自成篇，略按时间顺序编排，撰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从而创立了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
与袁枢“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
的杨万里对这种新的史书体裁是有深刻的认识的，他在《通鉴纪事本末》序中写道：
子袁子（按：指袁枢——引者）因出书一编，盖《通鉴》之本末也。
予读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
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
一言以蔽之，纪事本末体的长处，是把事件的原委始末，表述得清清楚楚。
前面曾经说到，唐人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批评编年体不能“备时之语言”
，“尽事之本末”
。
实际上，纪传体也同样不能“尽事之本末”
，这一点皇甫湜没有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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