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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编年体与纪传体的辩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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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体裁中，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史书出现比较早，如《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的作品。
其后，继起者虽不乏其人，但编年体真正获得长足发展，是在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以后。
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纪传体史书，始创于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它包含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实际上是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
东汉班固继承《史记》体裁而断代为史，撰成《汉书》。
《史》《汉》问世以后，仿效者蜂起。
至唐初以纪传体修撰八部前朝史[2]，这种体裁已得到充分发展，而先出的编年体反退居次要地位。
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乙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
[3]，说明在实际运用上和社会影响上，晚出的纪传体已经超过了编年体。
但是，中国古代史家对这两种体裁的孰优孰劣，却是经过了几番深入的思考和长时期的争论的。
这个争论，自晋迄唐尤为激烈。
在这几百年的辩难当中，大致形成了以下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编年体优于纪传体。
例如，东晋史家干宝“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
，其根据是《左传》一书“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
[4]。
北齐魏收曾以纪传体撰成《魏书》，但他却是纪传体的批评者，认为：“鲁史（按：指《春秋》——引者）既修，达者贻则，子长自拘纪传，不存师表。”
[5]这种批评的口气是很严厉的。
唐玄宗时，朝臣裴光庭提出：纪传体改变了《春秋》的体裁，“既挠乱前轨，又聋瞽后代。
《春秋》之义，非圣人谁能修之”
[6]。
他进而倡议：“撰《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讫隋，表请天子修经，光庭等作传。”
[7]他的这些主张，受到唐玄宗的赏识，然其计划并未能实现。
这时，还有一位文史学家萧颖士，也积极提倡编年体，他说：“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
于是，他“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
[8]。
萧颖士撰的编年体史书未能流传下来，而他说的《史记》“失褒贬体”
，确是一些赞成编年体的史家批评司马迁的主要原因。
唐德宗时，出身于史官世家的柳冕十分强调地说：“（司马）迁之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使杨朱、墨子得非圣人。”
又说：“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求圣人之法。
法者，凡例、褒贬是也，而迁舍之。
《春秋》尚古，而迁变古，由不本于经也。”
[9]柳冕出于史学世家，这种看法自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对纪传体的批评，具有较多的理论上的辩难的成分；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法者，凡例、褒贬是也”
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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