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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原则的哲学也在发展，但它所采取的完全是另一种形式。
剥削阶级哲学家把他们的理论说成是由思维自由创造出来的真理。
在他们看来，这种真理一经创造出来，就成为万古不变的教条，它不可能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实际上，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超越实践，违抗实践的强大力量。
不能自觉地改变由于实践发展而变成陈旧的理论，那就要被不断发展的实践强制地加以改变。
在哲学史上，一个哲学体系出来，推翻另一个自称为绝对真理的体系，而后这个宣布为永恒真理的体系又为更新的哲学体系所推翻，从来没有一个体系能够如其所愿地那样永世长存下去，就是这种发展形式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已经穷尽了的真理。
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自己只是开辟了真理认识的道路，哲学必须倾听实践的呼声，回答实践提出的新的课题，不断从实践中汲取新的养料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与实践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统一联系中永葆创造的活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一百多年中历史经历了重大变化，科学得到了飞速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也随着愈来愈丰富、愈来愈深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了他们的新的世界观之后，并没有像以往哲学家惯常所做的那样把精力耗费在构造完备的体系上面，而是立即把这一新世界观用于研究历史和科学，运用于改造政治经济学，运用于分析工人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运用于批判资产阶级的和机会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潮等现实斗争中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公开申明，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
，不是“套语”
，而是科学的“认识工具”
。
他们一生的理论活动，也始终信守这一原则，始终保持着与革命实践斗争的紧密联系。
他们的哲学著作就是这种斗争的产物。
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他们才能使他们所创立的理论常在常新，不断为新的内容所丰富。
列宁的哲学活动主要在20世纪初的20年间，这是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已成为历史的直接现实。
列宁在新的条件下，并未停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获得的认识上面，而是力求总结实践斗争的新的经验，汲取科学发展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以新的思想、内容去加深、扩展和推进这些认识。
为了解决现实斗争中所提出的那些新的课题，列宁着重研究了辩证法和认识论理论。
列宁在其所写的哲学著作和笔记中，关于这一理论提出了许多著名的论断和思想。
例如，关于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论断，关于逻辑、辩证法与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统一的思想，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的思想，关于认识过程运动规律的论断，关于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思想，以及其他方面的许多重要思想。
这些思想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未加阐明或未作具体发挥的，属于列宁从实践和科学的最新发展中总结出来，添加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的新的内容。
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真理，在把它运用于不同历史条件和不同国家时，要求必须与具体条件结合起来。
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结合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要碰到的现实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必须加以解决的具有方法论性质的重大理论问题。
列宁曾经从方法论原则上指出过，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斯大林在总结苏联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活动的经验中，也提出过类如“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
[16]的著名思想。
这一问题在中国的革命斗争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革命前的中国是一个生产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要取得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关键性问题。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最重大的贡献就表现在，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具体条件，由此找到了在中国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道路和方法；他进一步又从总结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写成的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著作。
在这两部著作以及其他许多著作中，毛泽东在认识论上抓住了实践这一中心环节，在辩证法理论上抓住了矛盾这一核心思想，以此为基础全面分析和具体论证了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统一、具体矛盾必须具体分析和具体解决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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