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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学。
[63]这种透过长期静修以回归性体的工夫取径，也逐渐成为江右理学的基调。
从许多理学家的传记，我们可以见到这种普遍的趋势。
例如，刘文敏以八十岁之高龄，仍陟三峰之巅，静坐百余日；[64]王时槐五十岁罢官后，“屏绝外务，反躬密体，如是三年，有见于空寂之体。
又十年，渐悟生生真机，无有停息，不从念虑起灭。”
[65]就连并不全然契合罗洪先主静教法的胡直，其奠定自学的重要基础，仍在长期的静修工夫。
[66]根据方志所记，赵弼、杨以伦、刘霖、聂有善等学者亦然，可见这种静修工夫的普遍。
[67]另外，我们从学者们交换书信中讨论“静时或有一团黑境，或胡涂无分晓，或全无着落”
的景况，[68]也可窥见江右士人对这种修养工夫的进深程度。
这种长期静修的工夫路径，固然可以追溯到宋儒的影响，学者们已指出罗洪先师事李中，而李中之学可上溯宋儒，且其学明显受到周敦颐主静无欲，与李侗“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
的影响；而聂豹的学说也受到周敦颐、陈献章学术的影响。
[69]尽管历史文化资源与影响因素确实存在，但我们在考虑宋儒学术对明学者的影响时，也应该考虑晚明当时的特殊因素，尤其我们知道，聂豹和罗洪先两人，都十分欣赏王阳明的学术，也长期在阳明学派中交游学习，他们并不容易轻易跳过当时阳明学的学术氛围，而上接宋儒传统的，他们亦非完全不能体会王畿等人求学和传道的理念，或只是轻易地为反对王畿而提出另一套学问。
相反的，他们是在相当迂回的对话和反省过程中，且奠立在自己亲身实践的心得上，才逐渐确立这种静修的工夫路径。
因此，我们与其视他们为前代学术遗产的被动接受者，毋宁视他们为在可能的历史资源和情境下的主动行动者、实践者。
当时王畿学说所带出的影响，与他们自己的反思与理想，恐怕是引导他们学说和工夫取径更重要的因素。
其实江右学者明显向内静修的工夫路径，也很容易被诋毁为喜静恶动、枯坐顽空、近于禅定。
从王时槐说：“今人不知学，但见向里寻求，稍稍习静者，便诋以为禅。”
便可见这种批评的普遍。
[75]我们知道从宋代的周敦颐、陆九渊、杨简，到明代的陈献章、王阳明均曾被诋为禅，人们对于聂豹和罗洪先亦不免有虚寂之疑。
尽管如此，且同样在辟佛的前提下，江右学者仍然肯定静修的工夫之于涵养心体的重要性，尤其强调其对于初学者的重要。
以王时槐为例，他一面反驳批评者本身不知学，一面提倡重视闭关静修的“研几”
之学。
[76]他虽不坚持静坐是唯一的工夫，却极力强调“静”
的重要：“夫学当无间于动静，然始焉立基，终焉入微，必由静得。
虽有志为学，不久静，恐以意气承当，以影响为究竟，于真体亲切处未能彻底，故贵静也。”
[77]他相信在静坐中默识自心真面目，方可“邪障彻而灵光露”
，达到在应事接物的人情事变中克尽伦分、动静皆宜的境界。
[78]
综言之，江右阳明学从聂豹、罗洪先以降，到晚明众学者，在实践工夫上有明显强调长期静修回归性体的趋势，此种工夫取径也标识着江右重修的学风。
此既关乎学者性格气质与自身体悟的心得，但也有着长期与江左学风对话的因素，并非仅被动地接受某些宋学遗风而已。
（2）重视礼法、肯认名实关系
王畿和王艮等学者，由于强调自然顺应良知才是为学最高原则，故他们对于礼法纲纪等外在规范，比较不重视，某些时候甚至视其为牵制、固限良知自然朗现的机制。
虽然这并不表示他们在实践工夫上真的有所松懈，但这种思想和工夫论倾向，经常被批评为“崇虚寂而蔑礼法”
，被视为是引导社会失序的祸首。
江右学者对此相当抗拒，除了批判，他们也力图矫弊，并极力维护礼法和社会纲纪。
其实晚明浸润于阳明学的学者中，极少人会全然排拒良知自主、返之于内的想法，争论焦点通常发生在“信任自我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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