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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事后，陈光宇向杨东明转述上面的对话，并询问其看法，杨东明的回答令他十分讶异：
钟丈谓汝言是，不欲辨耳，宜答曰：“不止我是周公，若等无非周公也。”
[33]
此处钟文麓和杨东明敢以自己比附圣人，都是在强调自己道德本性和圣人一样完美，一切工夫只为“完其自有之圣人”
，[34]并不在说明自己的道德成就真可比拟圣人。
而一般人对于这种说法讶然不敢置信的反应，多半着眼于自己才性和实际道德成就，去圣甚远的事实。
如此的反应也说明了，圣人在历史文化中的超卓地位及不可亵渎之神圣性。
即使一个抱持着“圣与凡同”
信念的人，因着论题焦点的转移，论述重点便可能不同。
杨东明在勉励兴学会的会友们时说：
天下事未有不以志立而成，志荒而废者。
工艺皆然，何疑于学？昔孔子发愤敏求，颜子苦孔之卓，彼大圣大贤立志，数如此苦矣，况其下者乎？……故愿诸同志，幡然省悟，毅然勉图……如登山者，务陟于巅；掘井者，务及于泉。
毁誉不顾，贫贱不恤，夭寿不二。
一路精神惟与道谋，苟一息尚存，不敢少懈。
如此立志，何远不致？何坚不破？[35]
此处强调的不再是众人与圣人同，而是立志学圣所需的真诚苦实。
即使贤如孔子、颜回，也必须下困勉工夫，立苦卓志向，何况众人？而行这条超凡入圣之路，更需要终身战战兢兢，只要一息尚存，即不能丝毫懈怠。
既然千载不出一圣人乃因人无真志真行，圣人之志的超高即昭然若揭。
在颜子学圣的历程中，孔子崇高不可及的形象，更扮演着激励的作用。
因此，在论到立志时，学者也常一改道本平易的说法，强调须立一高卓的志向。
周汝登勉励王世韬的话即是一例：
道理只是平常，此为好奇作怪人言耳。
若实欲负荷此事，非有超人之识，过人之行，人趋我不趋，人取我不取，一种孤高品格，恐终难与言道。
孔子云不可雕、不可朽、未足与议，皆谓是也，故我辈切不可以平常二字自骗自过。
[36]
周汝登这番话明白表露讲学者因材施教的考虑，道理平常是针对好奇作怪的人说的，而此处周汝登勉励的对象是王世韬，他是王畿的孙子，[37]家学渊源，因此周汝登并不以道理平常、圣学简易来勉励，反而提醒他若以为道只是平常，每天只“悠悠然泄泄然”
地度日，终是自欺。
[38]周汝登特别指出要真立志学圣人，需要具备“一种孤高品格”
，即使有违众人之见与行，也要能够自信、勇敢前进而不退缩。
综言之，晚明阳明学者的圣人论述中，经常带有歌颂圣学自然简易与苦心学道的两极表现，若能考虑说话时的场合与对话者的身份，将有助于理解。
除了说话的场景与对象会影响关于圣学的论述外，即使我们只看他们关于“圣学简易”
的论点，进一步追问其意涵，并观察这些学者的修养工夫，我们便会发现，在“简易自然”
的字面下，所蕴含的却是极高妙困难的工夫。
罗汝芳继王艮而下，对于圣学简易之教有透彻的发挥，又因其讲学影响大，门徒讲友多，晚年又获杨起元之传，其说颇具代表性，因此底下主要就罗汝芳的学说来讨论所谓圣学简易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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