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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奇效、无显名、无可称、无可述的平易境界，而“好高立异”
，反而违离圣学正道，所以孔子发莫知之叹，用意在“自明所学”
，也在“昭示斯道之本体”
。
[17]
其实王阳明已明白说良知圣学是至简至易，也说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具良知。
[18]他还考虑到教导的效果问题，他告诉弟子们与人讲学，必须就着圣学平易处指点人：“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19]弟子们告诉他，他身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领袖，对众弟子而言，就像泰山在前，自然引发人景仰之情，王阳明回答：“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见。”
根据黄省曾之见，在这些对话中，王阳明的目的是要“剖破终年为外好高之病”
。
[20]
周汝登更细腻地辩明不只好高务奇是病，故意卑下亦是病，[21]不仅不知希圣是病，慕名而希圣亦去圣甚远，[22]而这些辨明的目的仍是在强调，圣学应该要自自然然、随着本分去下功夫。
他曾在歙县开化寺举行的讲会教导人：“又要朴实头在家庭内做，不必务高慕远。
各人试看，若父母前心低不下，更说甚降心；兄弟间心舍不得，更说甚轻利。
以至待奴仆处心忍不住，更说甚忍性。
家庭中不踏实，外面粉饰，一切是假。
若从家庭中做得实，外面自不须言。”
[23]
从以上所引的讲学例子可见，学者们在讲学会中宣扬“圣与凡同”
，主要目的是要改变一般人认为学圣人太困难、不可行的想法，说服人相信只要自己立志，人人可以成圣。
他们又宣扬“圣学简易”
，阐明学圣之道只需在日常生活中尽孝尽忠、爱亲敬长即可，所谓“只把孩提之孝弟去学尧舜”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
[24]他们所希冀的，是为众人指出一条通往成圣的道路；而在他们建构的社会改革蓝图中，理想的道德社会，正是儒家经典中的三代盛世。
他们批评当时人“好高立异”
是走错了路，离圣人境界越来越远。
基于此，我们确实可以说这些教导的内容，完全合乎传统礼教的内涵，并不特别具反叛性。
至于晚明阳明讲学活动在晚明社会文化中的意义，若以争议最多的泰州讲学为例，过去学者的研究可以简单归纳如下：泰州学者致力于提倡以讲学改革社会的理念与实践，即在“万物一体之仁”
和“师道立则善人多”
的信念下，强调以讲学学圣人（孔子），以讲学而经世。
又配合《大学》由身而家而国的道德政治观，注重在宗族、乡党间以讲学落实其道德教化，并以宣讲孝弟慈等家庭伦常，致力于宗族宗会的组织建构。
而且无论从思想内涵或实践活动面看，虽然泰州讲学庶民化的程度与影响仍需更谨慎评估，不宜过分强调，但是其确实能够较深入庶民阶层及文化中，甚至与其他宗教文化融合，创造新的社会文化活力。
[25]
另一方面，泰州讲学在明末清初的知识社群中，屡遭严厉批判，包括其提倡布衣讲学窜师儒之位，而混淆传统纲纪名分；其教法易流于重悟轻修之弊，导致猖狂的学风士习；提供士子攀附权贵、游食高门、形成党派等。
[26]这类批评自然牵涉复杂的因素，或因学派不同，或因政治立场歧异，或出自士绅阶层对社会秩序及分工的维护心理，并不都公允。
而且许多现象可能更关系着晚明整体社会结构，如生员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分量与地位之改变、市镇商业经济的勃兴影响生活习尚、政治体制的崩坏与法律规范在实行上的松弛等，并不是任何学说造成的结果，而泰州讲学本身也是因应这社会大环境的产物。
[27]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问泰州讲学为什么如此容易成为争议的焦点？晚明阳明讲学活动隐含着怎样复杂纷呈的面貌，及开启多元学术表现的契机？下文将从工夫论、言说活动、道德表述三方面来探讨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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