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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登在《九解》中充分发挥了王畿“无善无恶”
之旨，说明道体、性体的绝对超越义，即一切概念和名目的对立都是自我立名、自我立见，不是描述性体的究竟语。
[45]他也申明“无善无恶”
并非在善恶对言的语境下说的，而是借着对这种语义的超越来指涉终极的道与性体，所谓“尽性知天必无善无恶为究竟，无善无恶即为善去恶而无迹，而为善去恶悟无善无恶而始真”
。
[46]周汝登和王畿一样，坚持“无善无恶”
之说所要强调的正是：圣学要直接体悟性体、直证本然良知的修养工夫论。
周汝登本于王畿良知学的诠释，并有力地加入晚明学界关于“四无”
“四有”
的辩论，在当时确实造成重大影响。
邹元标认为王畿虽然已明言此学问要旨，但闻者多不开悟，周汝登继起的阐发，对学界有深重的影响：“继元后龙溪而出者也，双目炯炯，横冲直撞，所至能令人胆落心惊，亦能使人神怡情旷。
东越之学，从今益显益光者，非继元氏乎。”
[47]
万历二十七年（1599）周汝登与陶望龄等数十人，一同到阳明祠祭拜，并约定每月举行讲会。
周汝登特别标明他们的讲会是承继王阳明到王畿的发展，并以孟子发扬孔子圣学的角色自许：
越有阳明犹鲁有仲尼，龙溪一唯参也，今日正须得一孟子，而后仲尼之道益尊，谁其任之，各自力而已矣。
[48]
此时周汝登在嵊县的讲会于每月初三举行，参与人数可能不少，他称之为大会。
他的门人王三台和吴振尹等人，又在每月大会之外，另成立一个小会，深得周汝登的赞许，此小会也设有会约和记录事宜。
[49]另外，陶望龄《证修社会跋语》中则提及钱君、刘君等同志组成证修会，请周汝登主持；[50]而从周汝登的《共学心期录引》，我们则可见这些讲学同志们彼此间建立了某种盟约的关系，道德规劝与改过等工夫实践，都希望借着讲会中同志间的彼此切磋而落实。
[51]
周汝登之学在嵊县是显学，从地方志的记载可见，当地许多士人都归入其门，例如，王三台、袁祖乾、袁祖宪、吴振尹、吴钰、吴应芳、丁彦伯、丁美祖、尹志赓、吴应雷都是其门人；吴调元从其游。
而吴赓明可能是另一个讲学的势力，方志称其门人之多，可比王畿和周汝登，但方志对其学问和门人却几乎没有记载；相反的，周汝登之传人则记录相当详细。
[52]然而，与周汝登共组讲会的同志朋友们，许多人都先他而逝，这也造成学术传承的困难，周汝登曾感慨地说：“予一生全赖友朋，弱年为会者八士，八士外更有四人，今尽沦亡。
入仕后周参五六辈皆殁，然此犹年相若者。
至晚年从游若吴国超、吴孟刚、丁中甫，皆少年得力之徒，亦相继夭，念之心折。”
[53]可见门人吴振尹、吴钰、丁美祖的早逝，带给周汝登的痛惜之情。
周汝登于1629年去世，王三台担负起传承师道的责任，于是继续召集同门讲会，只是不知成效如何。
[54]后来，江西学者文德翼（1634进士）任嘉兴府推官时，曾于嵊县的鹿山书院会讲，袁祖乾与之辨难，令其心折，当时许多知名士人也都参与讲学。
[55]
与周汝登一同讲学的陶望龄是会稽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第三名，授翰林编修，转太子中允右谕德，兼侍讲。
陶望龄是个多才多艺的学者，诗、文、经义、理学、佛学样样精通，[56]而且交游广阔、海内知名。
陶望龄虽然颇热衷讲学，与周汝登及其门人往来密切，喜爱读王畿和罗汝芳的书，尤其热爱罗汝芳之语，他自言道：“余生既晚而愚，未尝见二先生（指王畿和罗汝芳），独嗜其书耳，而嗜近溪语尤甚，口诵手钞，汇成一帙，闲居鲜朋友时，快读一过，则神朗气鬯，手足掉舞。”
[57]然而，他并不是一位固守理学阵营的理学家，而是一位有能力也有心胸深涉各类学问、不断调整自己知识和信念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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