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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畿在《约会同志疏》中所言，虽未必针对天真精舍内的讲学而发，但仍可清楚洞悉当时浙中讲会不彰的情况，他说：“先师祠中旧有初八、廿三会期，频年以来，不肖时常出赴东南之会，动经旬月，根本之地反致荒疏，心殊恻然。”
[30]孙应奎更直接道出天真书院的危机：
夫因祭立会，因会订学，初意本甚拳切。
鄙人十年不渡，近二三年再与祀事，殊觉索莫，而诸执事亦不恪，渐成故事矣。
盖由吾党精神不翕聚，不能感动，复何言。
[31]
天真讲学未能在后来史料上留下太多的记录，恐怕与其已渐成故事、缺乏讲学的生命力有关。
至于天真精舍的扩增与修建方面，精舍后来在王臣、薛侨的帮助下，增加田地七十亩，嘉靖十五年（1536）巡抚浙江监察御史张景和提学佥事徐阶又重修精舍，又增加院田。
嘉靖三十四年（1555）胡宗宪与阮鹗仕于浙，在天真上院新建仰止祠，将原祠迁移至上院，并以欧阳德、王臣配祔。
[32]隆庆五年（1571）年左右，天真书院内的祀典和建制又经过一番整饬，并仿白鹿洞规，作天真精舍志以诏天下。
[33]但书院于万历七年（1579）遭毁，田被佃分。
万历十二年（1584），巡抚都御史萧廪、巡按御史范鸣谦合请复祠，修建后祠务备甚，有司以春秋二季举祀，门人后学则日祀遗像于燕寝。
此时祀内以阳明高弟徐爱、冀元亨、薛侃、邹守益、欧阳德、王艮、王臣、刘魁、钱德洪、王畿配祔。
万历十五年（1587）又将因燕居堂制隘不足展礼，再次迁祠、修改建制。
[34]
尽管天真书院或中天阁的龙山会，都没有形成强劲的阳明讲会中心，不过讲会和祠祀活动确实存在。
而王畿和钱德洪两人周游东南各地倡导讲学的行动，却相当有成果，上一章我们已说到南中一带许多讲会活动，都是靠他们带领兴起的。
王畿晚年被许多讲学者尊崇为阳明学的宗主，虽然他在本乡学者当中，就教育和学脉传承的效果而言，并不特别耀眼，但他仍是维系浙中阳明学最重要的学者。
钱德洪卒于1574年，王畿卒于1583年，自从王畿去世之后，浙中一带讲会因缺乏领袖更加衰微，[35]其间虽有张元忭偶尔聚讲，但还是要直等到周汝登再次兴起倡导，才真正再现生机。
周汝登是绍兴府嵊县人，虽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之归入泰州学派，指明周汝登是罗汝芳的门人，不过根据周汝登本人和当时人的看法，周汝登无疑是以王畿的接棒人自居。
[36]周汝登自言其于王畿是“及门而未受业，受业而非及门”
，亦即隆庆四年（1570）王畿讲学嵊县时，周汝登以诸生的身份听讲，不过当时却不能领略其旨，后来因慕学取会语读之，乃心深契王畿之学，然此时王畿已去世。
[37]陶望龄直言：“海门（即周汝登）得龙溪真传”
，[38]并说：“自龙溪子没，而士之明道讲学于其乡者，久而始得一海门子。
海门子者，天下之大，百余年之久，众心众目所群聚而交责之身也。”
[39]可见当时学者确实以周汝登为王畿之后，浙中最重要的阳明讲学领袖。
周汝登在万历五年（1577）成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在此之前，他虽然接触过理学，但并不特别热衷。
周汝登早期无法领略王畿之学旨，但其从兄周梦秀，却从王畿学道而日有所见，故此时周汝登对周梦秀之学亦不能信服。
[40]邹元标与周汝登是同年进士，据邹元标所言，周汝登在初仕南直隶时，是以善弈和通象数著称的，十余年后，二人再度聚首南都，周汝登已全然向道，当时他们“旦夕惟以学相切劘”
，邹元标对于周汝登的改变印象非常深刻。
[41]此时大约是在万历二十年前后（约1592），[42]当时南直隶的会讲风气兴盛，有上百人聚集的大会，也有七八人的小会。
[43]有一次在会讲中，许孚远（1535—1604）因不同意王畿《天泉证道》而作《九缔》，以示会者，周汝登则作《九解》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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