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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陈履祥讲学地在云山上的传经台，[132]据说此处可容百余人，山顶更有藏书洞。
[133]虽然陈履祥的著作是经学方面，但此并不意味其学问不以理学为基础，或已具清朝朴学的色彩，明儒（尤其理学家）许多经学的讲论都是以理学的信念和关怀出发，在经书上寻求印正，正如王畿所说治经之益处乃在：触发、栽培、印正，[134]这就是王阳明作《五经亿说》的态度，即在经书中找寻印正自己的思想。
[135]与陈履祥同时，太平县的杜质著《明儒经翼》也是秉持这样的态度，杜质因从王畿游，闻阳明学宗要，并于六经之义博而求之，恍然有所契，“乃集师说及同门诸君子与夫明兴诸先辈之言，有契于经旨者”
，裒聚而成书。
[136]
由于史料的欠缺，我对陈履祥的议论和教学情况所知有限，不过根据其弟子从学的经历，仍可约略看出其传泰州之学的精髓所在：宁国县的杨逊从陈履祥学，陈履祥令其自识其心，杨逊一意内守，浃旬忻然，自喜见孔颜乐处，在接受《九经翼》之教后，久之，觉性体自然，神智开畅。
[137]又太平县的汪有源从陈履祥受《罗旴江集》，其学问“以复还本体为则”
。
[138]由此可见，向内在心体上用功，以期良知本体的自然朗现，这种明代理学的特色仍是陈履祥教学的重点。
根据方志资料，陈履祥的弟子中以宣城施鸿猷最著名，两人情谊笃厚，在师友之间。
施鸿猷曾患疾甚重，陈履祥为之斋戒，并为文吁天请代曰：“惟施子能昌吾道也。”
后来施鸿猷疾愈，次年，陈履祥却殁于京师，施鸿猷“哀恸如失父母”
，在迎灵归葬、为祠祀之聚等事上，均多为效力。
施鸿猷率众弟子聚集讲学，每叹曰：“先师实假我年，敢不毕力以大张师学。”
[139]施鸿猷曾得宁国知府金砺[140]的器重，延之入北楼讲学，事多咨度，并以之为布衣交。
他也曾与焦竑讲学，焦竑更为之在金陵城北耿公祠后建一讲所，名曰“依仁斋”
。
[141]
据施鸿猷的孙子施闰章所言，施鸿猷之学“以见性为宗，以同人为大。
尝言：‘吾性既尽，直见千圣无不同之道；吾善既明，当使天下无不明之人。
’”
[142]这种相信圣人与愚夫愚妇同性、学以见性为主并以明明德于天下为己任的信念，都直承罗汝芳之教，体现晚明以讲学教化经世的精神。
[143]施鸿猷也与太平县的汪有源联集同人会，[144]连同其他诸生发起六邑及南都十四郡大会。
[145]
万历中期，陈履祥的弟子们在宣城县西门内建造了同仁会馆，倡建者包括：宣城的施鸿猷、章仲辅，南陵县的陆行素，泾县的万国寿，宁国的杨逊，旌德县的吕坚，太平县的汪有源。
或许仍受朝廷毁书院的影响，他们刻意避用书院之名，而称“会馆”
，但实质上此会馆与水西等以讲学为主的书院并无差异。
同仁会馆中祀罗汝芳和耿定向，陈履祥去世后，从祀。
同仁会馆中的讲会每月举行一次，参加者有地方官员及乡父老子弟，每年的四月朔日，集六邑学者共聚讲学，大会三日。
[146]从其规制上看，同仁会的讲学与水西讲会颇近似，分别有每月一次的地方性小会，与每年一次六邑毕集的大会。
同仁会馆的讲学活动在明亡之际中辍，施闰章于康熙六年至十七年（1667—1678）致仕居乡期间，曾修葺同仁会馆，并定期岁举二会讲学，[147]但成效如何，持续多久，则没有记录。
实际上，晚明宣城这一波以陈履祥为首的布衣讲学活动之所以能够在地方历史书写中留下痕迹，实与清初施闰章个人的理想与政治权力大有关系，我已在导言中提及，并已撰有专文讨论，在此就搁笔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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