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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霖的父亲就是罗伦的学友刘彬，刘霖十二岁便随父亲官粤而得以面见陈献章，他本欲拜陈献章为师，父亲因顾及他方学习举业，劝其师同邑的杨敷。
杨敷曾先后学于罗伦、陈献章，故刘霖为罗、陈二先生的再传弟子。
刘霖终于还是放弃了举业，专心理学，也一偿夙愿再度旅粤，师陈献章，居数月而返。
回乡后，他“笃志圣学，尝为崇正会，与诸士讲求古人所学何事，及身心理欲之微”
。
[197]他又建构离明书院，优游于中；又因志行孚于乡，能解决乡党间争执斗气之事，故聂豹称其学“以静虚为本体、以孝弟忠信为实地、以施贫活族正俗化乡为实用”
。
[198]可见刘霖不仅继承陈献章讲学的精神，也是地方上有声望和影响力的领袖。
阳明学进入永丰县始于1530年，即当邹守益等人在青原山大开讲会之时。
刘霖较聂豹约长二十岁，[199]因此在1530年，刘霖已是六十余岁的长者。
对于这位在地方上享有学术和道德声望的长者，邹守益等后辈自然力邀其共襄青原盛会，邹守益在书信中便如此力邀其出席讲会：“敝邑同志拟以九月举九邑之会，念庵诸公皆许临之，敢屈先生为之主盟，使成人小子咸有所赖。
秋气日清，正东游西泛时也，幸不靳命驾以对群望”
；“八九月之交，敝邑图举大会，莲坪、南屏、念庵皆许临之，执事幸倡贵邑有力者，一枉教焉至期，更专以请。”
[200]而刘霖对于这波鼎盛的阳明讲学，也没有排拒，不但参与讲学，稍后更“信余姚良知之说”
，使得永丰的白沙学传统自然地汇入当时最盛行的阳明学。
[201]
永丰学者中全心接受阳明学洗礼并积极传播者，当首推聂豹。
聂豹是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他与王阳明在嘉靖五年（1526）首次见面，当时聂豹已年届不惑，且有近十年的官宦经验。
经过短暂的晤谈，王阳明对他有非常好的评价，认为他天资甚厚、有志学古，勇于任道，可惜因公务不能久留，担心他虽已信良知，但未能洞彻所得，恐难免为旧闻所障。
[202]聂豹在拜谒王阳明后，也致书向王阳明请教。
然而两年之后，王阳明即病逝，当时聂豹任福建监察御史，曾重刻王阳明的《传习录》和《大学古本》。
王阳明去世后第四年，即嘉靖十年（1531），当时聂豹任苏州太守，才正式设香案拜王阳明为师。
[203]
嘉靖十年十月，聂豹因父亲去世归乡丁忧，此后一直到嘉靖二十年（1541）冬再起赴平阳知府职，其间有十年之久，聂豹都居乡过着授徒讲学的日子。
从前文我们已知，罗洪先于1533年回到吉水丁忧，邹守益也于1533年回到安福，同年首次举会青原山，之后江右各地讲学活动就是以这几位讲学领袖为中心分别兴起的，也透过他们彼此密切真诚的交往论学，[204]使得阳明讲会的规模更扩大为整个江右的盛事。
根据永丰后学宋仪望（1514—1578）所记，聂豹家居时，“每接引同志，惓惓以躬行孝悌为致良知下手切实功夫”
。
[205]关于此，聂豹曾于书信中与王阳明讨论，王阳明对于他的工夫取径虽也嘉许为笃实，然终担心其无法认识到良知发见流行当下具足之义。
[206]从后来聂豹学问发展看来，王阳明的担心确实有道理，在聂豹提出归寂说之后与其他阳明弟子的辩论，主要关键仍是聂豹无法深契王阳明所谓“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
的良知义。
[207]
聂豹在1541年年底赴任平阳知府后，多有建树，又与当地举人和州县学生讲学，著有《大学古本臆说》。
两年后（1543）升陕西按察司副使，同年聂豹上疏乞休南归，其间有许勉仁谤毁导致上令山西抚按官查勘之事，在三四年的查勘行动中，聂豹均在乡从事讲学，此时论学已以涵养本体虚寂为依归。
[208]嘉靖二十六年（1547），夏言（1482—1548）因听信谤者言，逮捕聂豹入锦衣狱，聂豹在被捕过程中显出的从容与宽容，令许多人印象深刻，[209]这段冤狱终于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正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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