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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邹元标毕竟处于明末阳明学弊端纷陈的时代，去王阳明谢世已将近一个世纪，虽然他的学承和交友都有阳明学的渊源，本身也致力于讲学活动，但他也能摆脱王阳明学术权威的笼罩，对阳明学在明末的发展提出强烈的批评。
他在《重修阳明先生祠记》中清楚表达了他的看法，他先说到自己受王阳明学术兴发的经历，早年他更喜爱薛瑄（1389—1464）的《读书录》，且学着做日录，一直到被谪戍贵州时，才留心格物之学，从阳明学中体悟到“功夫即本体，本体即功夫，离本体而言功夫者是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
。
在实际操持中也有所领悟，“一旦有契于先生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者，遂跃如曰：‘先生盖已上达天德，非肤儒所能窥测。
’”
[181]尽管他肯定王阳明之学乃经“兵戈抢攘，百折而证之”
的圣人之学，[182]阳明学也的确在“注疏训诂牿我性灵，学者昧反身之学”
的时代中像洪钟般敲醒群寐。
然而，阳明后学对“良知”
纷纷扰扰的争辩“流于诡与随”
，以及采取各种借口而模糊黑白是非的讲学风气，则令他十分厌恶，[183]他曾说：
吾乡学问极能缠缚英豪，三尺竖儿口能谈阳明，问其所以为阳明，白头不知也。
言及此，令人厌甚。
[184]
当“良知”
成为到处流行的语汇时，邹元标却深刻感受到到王阳明学术精神之夷**与失落，他甚至不惜放弃阳明学的标志与路径，呼吁司世道者“宜易其涂辙以新学者心志”
。
[185]因此，邹元标所带领的讲学虽然在精神、形式、学者社群上都与阳明学派讲学密切相关，但实际上已摆脱阳明学派的藩篱，在呼吁回归更超卓的圣学理想中，与晚明其他批判阳明末学的声音相呼应。
让我们再看邹元标讲学的重镇仁文书院在明清时期的命运，邹元标于1624年去世，虽然留下不少热心的门人，但次年紧接而来是魏忠贤毁书院的行动，仁文书院再度被严重摧毁。
在门人商议努力下，只保住了祀邹元标的明德祠，书院几乎尽失。
此破败的情形持续了二十年，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才在知县沈中柱和邹元标门人娄文华、张玮、李日东、曾子愉等人的努力下再度重建。
沈中柱是浙江平湖人，刘宗周的学生，从事讲学有年，此时任吉水知县，并将刘宗周的《人谱》带入此地。
清初，施闺章考虑书院旧址地处郊外，既荒芜又有虎豹出没，呼吁放弃旧址，在城中仰止祠旁重建书院。
然而，仁文书院虽于康熙二年（1663）拆毁，却一直未能重修，直到康熙六十年（1721），邑人才将之移建城内，祀邹元标及弟子共108人。
乾隆八年（1743）知县徐大修又将书院重修，并增置院田。
[186]
综合上论，从嘉靖到万历年间，吉水县讲学活动最重要的领导人分别是罗洪先和邹元标，两人都以直抗不屈的吉水士人精神，[187]断送了大好的政治前途，却也都因此赢得乡人的敬重；两人也同样以对圣学的渴慕，投身讲学授徒的志业，先后开创了吉水讲学的高峰。
罗洪先生逢江右阳明弟子最活跃的时代，他和邹守益、刘邦采、聂豹等江右学者，联合王畿、钱德洪等海内名儒，共同鼓动了阳明讲会的风潮。
玄潭的雪浪阁和石莲洞都是罗洪先辟于16世纪40年代的讲学场所，虽然罗洪先自从辟石莲洞后，其个人的讲学热情渐退，更倾向在洞内静修，不过他的声名和学识，吸引许多学者造访，人数之众使得石莲洞到16世纪60年代必须扩建规模，偃然已成为一所讲学书院。
嘉靖时期的讲学盛况经张居正的禁毁行动，受到极大打压，书院更是受损严重。
邹元标是后张居正时代，吉水县书院讲学的重要兴复者。
张居正去世后，邹元标即上疏请修复张居正所毁的众书院，此亦促成各地书院和讲学活动的复兴。
吉水县的仁文书院于1583年重修完工，邹元标于1593年致仕归乡讲学，长达三十年的讲学生涯使他成为吉水讲学的核心人物，万历时期吉水县的著名儒者几乎都是其讲友或门人。
这波讲学活动于1625年再度受挫于魏忠贤毁书院的行动，此后书院虽仍有修复，但明朝灭亡在即，学术风气变易，讲学虽未全然沉寂，却已风光不再。
相当耐人寻味的是，吉水县讲学与阳明学之间的关系。
以罗洪先和邹元标个人学术生命的转折来看，两人都从宋儒之学入手，再转入阳明学，深受其兴发，其终生学友也多为阳明学者，然而两人稍后却又都强烈批评阳明讲学的发展，质疑良知学的究竟，甚至倡议改弦易辙、放弃良知学的旗帜。
究其原因，固然主要是阳明学普遍流行后造成学术上多元纷扰的声音，以及伴随讲学活动热络展开时的社交与士习，令人不安。
然而，江右深厚的理学文化传统以及丰厚的士大夫社群，也是让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出入阳明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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