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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这个讲会仅容许刘氏家族成员参与，会期以每月中旬为定，每月由值会之团发帖各团知会，俱于各团小宗祠内举会，与会之日以巳时集会，会中除宣读家约外，又诵读《小学》经传一章。
可互相质正，但禁止议论争胜，要求静肃，会日也禁止谒私宅等活动。
与会者需各带白米二升付与会主，值会者将供应午晚便餐。
无故不参与者、值会而退托违期不举者，均罚银。
[120]
第三所书院是中道会馆，坐落于复礼书院和识仁书院之间，距两书院各约四十里，兴建的时间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
此地为复礼和识仁两书院间往来必经之地，若成立讲学据点，不仅减轻参与讲会者旅途往返的辛苦，对于联络两书院也有所贡献，因此由当地诸生赵思庵、郁达甫发起，在地方官和乡绅父老的帮助下完成。
[121]中道会馆中为专致堂，祀先圣，后为崇德堂，前为歌沧楼。
乾隆时代修的县志记载，中堂祀刘元卿，左右从祀赵笃轩等乡贤共三十五人。
会馆置有院田，田租每年218桶2斗。
[122]
另外，刘元卿说：“迩日吾里抑何其会之数也，曰丽泽、曰志仁、曰陈氏家会、杨氏家会，乃今王严张谢则又有一德会，是何其会之数也。”
[123]可见此时西里除了复礼、识仁、中道会馆内的讲会外，尚有许多小型的讲会，如复礼月会，每月初五、廿五在刘氏家祠举行；又如刘孔当家族的家会；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的小会，如生员邹子允和几位同伴共组了谋道会，在识仁书院的讲会中遇到刘元卿，并请刘为之写会籍引言，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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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讲会外，安福县于明中叶以降所建的书院、会馆、书屋尚有许多，较具规模者有东方的道东书院，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由刘淑唐[125]偕乡绅建成，万历三十二年（1604），周懋相[126]将书院迁徙至附近更开旷的沙园，又扩增之，中为讲堂，后为馔堂，左右协厅各五间。
[127]北方有宗孔书院，是北乡学者和大家族襄助邹善等共营建，后邹德溥、德泳与地方学者曾募款重修之。
[128]学者个人所建的读书处：东方有邹守益所建的东阳行窝、彭簪建的石屋山房；北方有赵新建的天香会馆、邹善的讲学所在任仁精舍；南方有刘晓建的梅源书屋、朱叔相建的近圣会馆、尹一仁建的南林书屋、刘瑗建的五斋、周儒建的松云窝；西方有张鳌山建的兼山书屋。
[129]
综上所论，安福县是江右阳明讲学的首善之区，青原会和复古书院是凝聚全吉安府，甚至整个江右阳明学的重要会所，但青原会和复古讲会的兴盛，则是奠定在县内各乡惜阴会的基础上才可能的。
因此，由较长时间的观察，配合地理分布的分析，我们可以看见阳明讲学活动在安福县的发展。
不同时期青原会和复古讲会的主盟者是当时江右阳明学的重要领袖，而青原会和复古书院的兴衰也充分反映了政治对讲学的影响。
王阳明于1529年逝世，邹守益、刘邦采、罗洪先、聂豹、欧阳德等于16世纪30年代共同开创了青原山最兴盛的讲学时期，复古书院也在此时兴建，成为阳明学术在江右最鲜明的代表，邹、罗、聂、欧等人是王门第一代弟子，也是此时江右阳明学的重要领袖。
青原会从1533年首会之后，时有聚会，至少于1546年、1548年、1557年间均有聚会。
[130]不过在16世纪60年代，当邹守益等人老去并相继去世后，此会渐衰。
邹德涵于1569年再度倡学于青原，兴发了刘元卿等年轻学人，紧接着南乡学者王时槐于16世纪70年代初期回乡讲学，王时槐与刘元卿成为安福新一代的学术领袖，他们带领讲学活动在面对张居正禁学的严厉考验下，继续生存，伺机再发。
1579年江陵禁学的行动对复古书院造成重创，书院失掉大部分院田，被迫改为祠祀。
学禁之后，1583年邹元标上疏请复张居正所毁之书院，不久王阳明亦获准陪祀孔庙，各地阳明讲会和书院都有再兴的迹象。
[131]复古书院亦于此时恢复书院名称和部分规模，院田虽经清复，但却要等到1603年书院才正式重修，次年才修葺完成。
然而书院在经历1625年魏忠贤毁书院的浩劫后，又历经明末兵祸，几乎全毁，虽然书院的堂廊部分在1742年重修，但已与晚明讲学活动无关。
从县内的地理分布而言，安福县东、北方的讲学以邹守益家族为中心。
邹氏家族进士连连，至少五代传承理学，六十余年主持东山会的讲学，其最主要的经营所在则是复古书院。
南方主要靠刘邦采、刘阳等学者的领导和传承，不仅在南乡成功建立地方性小规模讲学的模式，门人王时槐和刘元卿，更将地方惜阴会的模式分别扩展到庐陵与安福西乡，在1570年至1600年，面对张居正禁学的压力，仍带出蓬勃的讲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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