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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认学问进一步开展的关键在于，万历二年（1574）游学于徐用检（1528—1611），并随徐用检见耿定向，耿定向教之以日常之道，而不是专静以求心体，才引他找到学问的坦途，[100]他说：“生诚愚暗，谬心斯道，徘徊歧径，迷恋影响，坐费光阴，动逾十载。
迩幸东学于鲁原（源）老师，南谒天台先生，并揭坦途，反我迷路。”
[101]
刘元卿一生未考中进士，却于1593年以荐举任礼部主事，但仅为官三年，便致仕归乡，继续讲学，因此其一生主要事业即在家乡讲学。
[102]在京师期间，刘元卿与潘雪松（1537—1600）、焦竑（1540—1620）、耿定力（生于1541年，1571年进士）、邹德溥等人共组学社，讲学不断。
[103]至于在家乡讲学，他曾自述：“予自庚午（1570）从邹聚所先生昆季得有所开入，始知用力于学，念予里陋，欲有以动之，未得……辛未（1571）晏岁，荼陵尹子介卿偕其内弟谭子习，贸然负笈来纳贽，已而彭子惟馥、惟简、德卿继至，盖予之妄自称师也由诸子始。
乃相与讲学于里之顶泉寺。”
[104]可见刘元卿于1571年年底已开始聚徒讲学，此时也正是邹德涵、德溥兄弟、王时槐、陈嘉谟等人回乡讲学之际，江右讲学在新一代的领袖带领下，又开创新的气象。
顶泉寺讲会参与人数增加，又因为荼陵[105]的尹介卿将此讲会告知刘应峰，于是刘应峰和刘元卿商议合作，开始了联合两地的葵丘之会，据刘元卿所说：“予乡有期会，楚士居其半；楚有会，予亦率诸士听养旦先生之教。”
[106]此时聚会士人达数十、百之多，加上地方人士也逐渐热衷讲学、熟悉讲会方式，[107]因此就导致兴建复礼书院的计划。
刘元卿讲学的努力，使得安福西里先后兴建三所讲会式的书院——复礼书院、识仁书院、中道会馆。
[108]复礼书院于隆庆六年（1572）开工，次年（1573）完工。
复礼书院的兴建主要赖地方士民之力，根据《安福县志》，书院是上西乡二十四姓公建的，刘元卿特别记录了金钱方面捐献者：彭昂为之首，而陈国相等从而翼之，刘元卿的兄弟名卿、上卿、贵卿亦力助之；奉献力量督工者有：刘钦、彭继善、冯梦熊。
复礼书院中为明德堂，祀王守仁、邹守益、刘阳、耿定向四主，左为东林观，右为三一庵。
共捐田粮六石零，万历十二年（1584）陈国相再捐田三十亩。
刘元卿去世后，增祀于书院的明德堂。
[109]后来书院于同治九年（1870）重修，结构改为：左为留帖阁，右为集贤馆，后为崇德堂，祀二十四姓基祖。
[110]
复礼书院的兴建使得讲学更落实于地方乡里，从刘元卿之侄刘孔当（约1558—1605）[111]的文集我们可以看到，复礼书院这类村里规模的书院的确使得讲学更深入基层，与地方宗族有密切关系，也有许多地方人士热切地参与。
例如，刘本振一生无功名，喜任侠，他在刘元卿倡学复礼书院后，往从受教。
因闻圣人可学而至，跃然喜曰：“吾乃可为圣人，宁渠羡呫哔子。”
又曰：“因遂折节力学，复礼距公舍百里，然会必往，往必竟会罢乃归。”
[112]刘弘达也是刘氏家族的一员，居家距复礼书院八十里之遥，由于家贫，无法具舆马，只能徒步担簦赴会，但仍不改其与会的热诚，会毕，“归而宣其所闻以训诸未至者”
。
[113]就因为距离的关系，许多住在距书院八十至一百里之遥的人士，往返于书院讲学必需住宿并自备粮食，非常不方便，如此长距离也阻扰了许多人前往的意愿，因此在复礼书院兴建后的二十年，安福西部又建了第二所书院，即识仁书院。
识仁书院坐落在复礼书院东方约八十里处的九都地区，主要倡议者是当地的刘孔当和周惟中，二人均为王时槐的学生。
[114]又获得县官吴应明的帮助，利用乡人王师仁本欲捐做浮梁的百金为基金，并获乡绅父老的支持，于万历二十年（1592）完工。
[115]识仁书院中为志学堂，前为复初堂，右为传心堂，左为养性斋。
复初堂左右各为依仁堂、辅仁堂。
后又建三先生祠于志学堂后，祀刘元卿、周惟中、刘孔当，并以西里诸贤陪祀。
[116]入清后，书院曾于康熙二十年（1681）和乾隆十九年（1754）改建重修。
[117]
识仁书院中的讲学领袖主要就是刘孔当、周惟中、刘学古，又有刘禾泉、周静所、谢训庵、吴云屏、周学尧等人参与。
为使讲学与教化更落实，刘氏家族更进一步创举家会，举会原因据刘孔当言：“吾家自泸潇叔倡学于复礼、识仁之间，盖谒蹷而从者甚众，顾二书院岁仅一会，外是率索居，而会时家之尊幼多以事妨，或虽无妨而徒步不便者，皆却而不得往，俱以不获闻教为歉。”
[118]因此，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夏，家族中的领导者倡议绍明刘元卿之教，月举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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