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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可见学者对义理探究的热诚，绝不为群体讲会的方式所限囿。
也因此同志们常互约可以共证此学的朋友在会后继续讲学，以期能更充分地讨论切磋，邹守益就曾告诉陈九川（1494—1562）说：“今以望日赴师泉南禅之会，会毕约连坪、双江、念庵诸同志久住青原，以究归宿，期不作半途客也。
以仲冬为期，九邑诸友能来者，仍以五日为期，若久留者亦听。”
[84]
另外，由于切磋共学、规过迁善，期以进德修业、移风易俗，是讲会的重要目的，因此讲会中会友们经常互证所学、直指过错。
例如嘉靖十八年（1539）罗洪先冬游，曾与王畿等宿月泉方丈，在夜间论学中，罗洪先问王畿：“试论余如何？”
王畿回答：“汝以学问凑泊知见，纵是十分真切，脱不得凑泊耳。”
[85]唐顺之（1507—1560）也曾问王畿：“公看我与老师之学有相契否？”
王畿直言其良知尚未致得，唐顺之初虽愤然不服，但经过王畿的解释，便同意，且言：“吾过矣，友道以直谅为益，非虚言也。”
[86]这些例子显示阳明同志间论学，较有心得或年长的学者常会被年轻学者要求观验所学，他们通常会很坦诚地指出对方的缺点，因为如此才符合阳明讲会所标榜“互证所学，直指病痛”
的朋友辅仁之道。
同辈间也会互指瑕疵以彼此切磋，例如，共同师事罗洪先的赵弼（1510—1560）和尹辙（1511—1560）便是这样的良友，[87]刘肇衮的学问也多得诸“交修于人”
。
[88]而讲会便是提供同志们如此交修、互证的最佳机会。
互证所学、直言过错也包括诉诸会友间互相的激励和约束以助于改过迁善。
例如，湛若水曾主张以相近号舍之十人为朋，各给号朋簿一扇，希望这十人之间形成出入相友、德业相勉、过失相规、疾病相恤、有无相济的朋友共同体，若其中一人过恶发露，同朋未能先呈白，此十人须一同罚跪。
[89]这可以说是将保甲连坐的精神运用到规过劝善的德性修养上。
另外，在嘉靖三四十年，当江西安福惜阴会已成立约三十年之后，邹守益有感于“将稽先师传习之绪而精进者寡，因循者众，是忽实修而崇虚谈”
，因此订立了除旧布新之策，其中对于改过迁善有约如下：
人立一簿，用以自考，家立一会，与家考之，乡立一会，与乡考之。
……居处果能恭否？执事果能敬否？与人果能忠否？尽此者为德业，悖此者为过失。
德业则直书于册，庆以酒；过失则婉书于册，罚以酒。
显过则罚以财，大过则倍罚，以为会费。
凡与会诸友，各亲书姓名及字及生辰，下注“愿如约”
三字，其不愿者勿强其续愿，入者勿限。
[90]
这里说到每人应立一簿，每日自我省查，将德与过翔实记下，家族和乡党之中则立会，互相虚心稽查省过，透过彼此诚心的约定，以期能借着在公众中坦呈自省的结果而改过迁善。
这类以簿记方式自省功过、以省过为目的的聚会在晚明相当盛行，根据酒井忠夫、thiaJ.Brokaw和王汎森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许多阳明学者透过讲学聚会致力于省过的工夫，其中除了有阳明学说可能造成人们对道德修为的高度要求外，在方法上也受到当时流行的功过格的影响。
[91]惜阴会在实行三十年之后加入这样的省过方式，不仅让我们看见阳明讲会可能随着时代、成员之不同，配合当代盛行的风尚而变化作会的方式，也点出阳明讲会和晚明各种“会”
兴盛之间紧密的关系。
图1
以上二图为《王阳明先生图谱》（邹守益绘并撰，民国三十年据明嘉靖刊本影印，“中央研究院”
傅斯年图书馆藏）中画王阳明在南京、虔台与学者及门人讲学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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