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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阳明学派在16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发展，可以简略地以几个重要事件作为指标。
张居正1579年毁书院、禁讲学的措施，对各地讲会都具有杀伤力，不过张居正于1582年去世，之后立刻便有一番复兴讲会、重修书院的举措。
[129]随着王阳明获准陪祀孔庙，阳明学更成为官学的一部分。
只是被朝廷收编后的阳明学，并不能再创讲学的**，反而逐渐走向衰微。
虽然16世纪90年代之后在浙中仍有周汝登（1547—1629）等人极力提倡讲学，江西也有王时槐、刘元卿、邹元标所带领的讲会，[130]不过阳明学所遭遇的批判越来越严重。
随着晚明政治愈趋动**，东林、复社的兴起，阳明讲会活动到17世纪初已是强弩之末，逐渐从历史纪录中消失。
从以上所论浙中、江西、南直隶三地区在嘉靖年间不断增衍扩展的讲会活动看来，当时讲会的盛况确如《明史》所描述：“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
[131]此时阳明学派脱离了跟随一位老师学习、以老师为依归的学派形式，逐渐转化为以各地方读书人相互切磋论学为主的讲会模式。
虽然著名的学者莅临讲会仍带来极大鼓舞和指导，有些人也不免千里迢迢前赴著名讲会学习观摩，但各地官员、乡绅和生员结集的定期讲会则是更普遍的形式。
由于讲会活动广泛地在各地兴起，加上没有统一的组织或固定的内容，各人以所学入教、以所得切磋，于是以同门意识结合的阳明学派便逐渐蜕变成一种泛阳明学的学术运动，这也是弥漫在后王阳明时期的学术氛围。
让我们再回到官学与私学的议题上。
当这波阳明讲会活动快速成长的时期，嘉靖朝廷对阳明学的禁革并未消除，仍然维持嘉靖八年（1529）对阳明学的禁令，这次禁令在京城起了一定的作用，《王阳明年谱》记载：“自师没，桂萼在朝，学禁方严，薛侃等既遭罪谴，京师讳言学。”
[132]但是这次学禁显然没有贯彻实行，嘉靖十一年（1532），当时在京师的欧阳德、程文德等官员四十余人便又组会，定期在庆寿山房聚讲。
[133]即使在学禁方严时，离京师较远之地便不太受学禁的影响，从王阳明逝世后，门徒们聚集守丧起，便从未停辍讲学。
守丧之后，门徒归散各地，纷纷投入讲学活动，造成会所林立的现象。
因此，虽然在朝廷的压抑态度下，私人游学和地方讲学仍有许多活动的可能性。
若从中央朝廷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来看这个事实，它支持这个断言：官方由上对下的禁令不可能完全扼杀民间自发的活动。
虽然有人认为嘉靖年间因为没有像万历时期张居正或天启时期魏忠贤毁书院的激烈行径，因此书院和讲学活动得以蓬勃发展；然而即使在学禁最严格的时代，讲学的活动也并未完全终止，例如，当张居正禁讲学之时，太平的九龙会在杜质的领导下，便以申明乡约的名义继续聚会；[134]邹德涵在学禁方严时也是求友愈急、讲学不辍。
[135]毕竟讲会所标榜“以友辅仁”
的崇高精神，及其以朋友往来交接的讲学方式，甚至高倡移风励俗的教化功能等，都不是禁讲可以直接打击的对象。
而且即使禁令可以约束书院的公开讲授，也无法遏止有心之士的私下谈论。
这里虽然强调朝廷的禁令和态度并不一定和地方社会的实际活动一致，却无意将中央朝廷与地方社会区分成两个互不相干，甚至对立的领域。
相反地，两者间的政治权力与利益紧密相连，中央的影响力能够相当程度地下贯至地方社会，许多地方活动也必须利用官僚政治而运作。
除了学者讲学的热诚外，阳明讲会之所以能够在各地方社会中快速成长，也大大得力于地方官僚与乡绅的资助。
因此，虽说阳明学派的建构象征着明代私人讲学的精神，然而这种私人讲学实际上与地方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许多资料都显示，地方官员资助书院兴建和地方讲会活动的进行，[136]王畿和钱德洪的周游讲学，也多与官府密切往来，罗洪先对此有严厉的批判。
[137]张建仁在研究明代私学管理时指出，明代官办书院占总数的60%以上，因此推论书院官学化程度大大加强。
[138]然而，若考虑地方官员借其权力所及，运用官方资源以提倡自己倾心的学说，或地方乡绅与诸生运用官场情谊、地方舆论等，恳请官员赞助的情形，恐怕官方资办的书院未必即代表其官学化程度提高，反而可视为私学如何在可运作的空间内，利用官方资源以推展其学。
吴智和的《明代的儒学教官》曾列举多位儒学教官，虽身为提倡程朱官学的地方学官，却倾心阳明学说，其中也不乏亲身参与阳明讲会活动之人。
[139]这也再次说明书院或官学的体制未必能完全规范其内部实际的讲学内容，也让我们看见在缺乏朝廷认可下的阳明学说，仍可拥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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