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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istMann“）[14]在柏林上演，该剧是检验上述观点的最好机会。
因为在剧院经理莱噶尔（Legal）大胆且颇有见地的努力下，该剧不仅是多年以来在柏林排演的众多剧目中最为精准的一出，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叙事戏剧的唯一典范。
以下，我们即将揭晓导致专业剧评界并未认识到这一点的原因。
直到[该剧的]首演造成的沉闷氛围部分消散后，观众才找到了开启喜剧世界大门的钥匙，而这与专业剧评毫无关系。
因为人们在认识叙事戏剧时所遭遇的种种困难不是别的，正是[叙事戏剧的]真实性表达方式，而与此同时，理论却如犹太人那般，在毫不关乎存在的实践中极其痛苦地忍受着巴比伦流亡（imbabylonischeExil）[15]，这导致的后果是，在当时中规中矩的美学话语中，科洛式[16]轻歌剧包含的种种价值观比布莱希特戏剧的价值观要更易于表现。
此外，因为布莱希特戏剧旨在倾力打造一种新式舞台，所以它对[戏剧]创作也采取了一种任其自由发挥的态度。
叙事戏剧是姿势式的（gestisch）。
至于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有着这一特点的叙事戏剧在多大程度上仍具有诗意，这则是另一个问题。
姿势（Geste）是它的素材，根据目的所需去合理地运用这些素材，则是它的任务。
一方面，人们的一些意见和断言完全有可能造假，另一方面，人们的行为和活动则复杂多义、不可捉摸，而相较于这两方面，姿势则有两个优势。
第一，伪造它的可能性较低，并且，它越是不显眼，越是惯常，也就越难被伪造。
第二，相较于人们的种种行为和活动而言，姿势有一个固定的开端和结束。
这种被严格框定了的封闭性正是某种态度所包含的各个因素的特点，而这一态度本身则是一个流畅的整体，甚至可以说，这种封闭性是姿势所包含的一个辩证性基本要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们越是频繁地打断一个人的行为，我们所获取的姿势也就越多。
因此，对于叙事戏剧而言，对行为的中断具有核心意义和价值。
布莱希特式剧中的讽刺歌曲夹杂着粗鲁且令人心碎的副歌，而从形式上来说，这种歌曲为戏剧所做的贡献则正体现在，它起到了中断行为的作用。
我们根本无须对歌词（Text）在叙事戏剧中的功能进行复杂分析，便可以断定，在某些情况下，它的主要功能远不在于对行为的说明或推动，而在于对行为的中断，并且，它所中断的并非只有某个同伴的行为，还有它自己的行为。
而使这种姿势式的戏剧最终成为叙事戏剧的，则是这种中断的反复出现，是这种封闭性所具有的插曲般的特性。
人们解释说，这种叙事戏剧的任务并非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而是表现种种状态（Zust?nde）。
叙事戏剧学的所有口号都逐渐消失了，而这一最终的口号却仍然保留了下来，并且还导致了人们对它的误解。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探讨这条口号。
这句口号中谈及的种种状态，显然很像此前戏剧家们口中的“氛围”
（”
Milieu“）。
若循着这种思路，我们可以简明扼要地说，这[句口号给叙事戏剧提出的]要求意在重新接纳自然主义戏剧。
然而，毕竟没有人会天真到真去这么想。
自然主义的舞台与平台毫无相似性，因为它完全是个制造幻觉的舞台。
它无法使其自我戏剧意识有益于自身，而是像所有力求活灵活现的舞台那样去压制这种自我戏剧意识，以便能心无旁骛地服务于临摹现实事物的目的。
与此相对的是，叙事戏剧始终意识到了自身是戏剧，并且这一意识始终保持其鲜活性和生产性。
正因如此，叙事戏剧能在遵守其试验规则的前提下去看待现实事物的种种要素，并且，它的意图通过试验表现的种种状态并非出现在试验的开端，而是末尾。
它并非将这些状态拉到了观众近前，而是使它们远离了观众。
观众并非像在观看自然主义戏剧时那样，是自负的，而是惊讶地从这些状态中辨认出了一些真实性。
伴随着这种惊讶，叙事戏剧以冷峻、克制的方式使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实践获得了成效。
兴趣在惊讶的观众心中觉醒；也只有在这样的观众心中，原初的兴趣才能产生。
布莱希特思维方式的最典型特征在于他在叙事戏剧中所做的尝试，即将观众的原初兴趣直接转变为一种内行者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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