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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位母亲向[共产]党靠近时，首先是从帮助儿子的角度，然后才是从理论角度出发的，这是该剧中的第二个具有建设性的简化手法。
这些简化手法的任务在于强调母亲的说教的朴素性。
因为叙事戏剧的本性在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性对照（这种对照意味着，戏剧人物在爆发行动的同时也开启了展望理论的视野），将取代意识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非辩证性对照（这种对照意味着，戏剧人物只有在进行反思时才能联想到自己的行为）。
因此，叙事戏剧是遭了暴揍的英雄之戏剧。
在叙事戏剧家看来，古人的一条教育箴言或许可以改写为：没有遭到暴揍[亦即失败]的英雄不可能成为思想家。
而那些说教，即母亲在遭受失败或在等待时（对于叙事戏剧而言，这两者之间并无区别）用来解释自身行为的说法，它们的情况则比较特殊。
她是用歌唱的方式把它们给唱出来的。
她唱出了不利于共产主义的言论；她唱出了：六十岁的女人，你得不断地学习；她唱出了第三番事业的赞歌[7]。
并且，这些歌都是她以母亲的身份唱的，因此，它们都是摇篮曲，都是唱给弱小却势不可挡地成长着的共产主义的摇篮曲。
作为母亲，她把这个共产主义置于自己的保护翼下；此时的共产主义也表示了对她的爱，它就如儿女对母亲的爱那般，即儿女之所以爱母亲，并非因为她的美貌、威望，抑或她的优秀，而是因为，她能源源不断且不知疲倦地提供帮助，因为她是帮助之源的化身，并且，她能不断地投身帮助之中，她是务实的，且不带虚情假意，因而能毫无保留地帮助不断需要帮助的共产主义。
母亲是实践的化身。
在她泡茶时，在她卷制俄式馅儿饼时，在她探望身陷囹圄的儿子时，我们都可以看出，她的一举一动都是在为共产主义服务。
并且，在被扔来的石头击中时，在被警察棍棒相向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对她实施的所有武力措施也都丝毫动摇不了她。
母亲是实践的化身。
也就是说，在她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高昂的**，所看到的只有确实可靠的品质。
而若当初母亲不曾质疑共产主义，那么，她也就不可能变得如此可靠。
但必须明确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她之所以提出异议，这并非因为这么做能使她受益，而是出自人的健全理智。
“这么做有必要，但这么做难道不危险么？”
——人们对她说这样的话根本没用。
即便人们对她说，她所为之付出的是些空想，这对她同样也起不了作用：“祖赫林诺夫（Suow）先生的工厂到底属不属于他本人呢？到底属不属于呢？！”
但是人们可以向她说明的是，这工厂只部分地属于祖赫林诺夫的财产。
她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健全的人类理智之道。
——“你们与祖赫林诺夫先生之间的争端，关警察什么事？”
她逐步踏上人类理智之道的过程恰恰与极端主义相反，这一过程将母亲带到了五月大游行队列的最前端，并使她在那里遭受了失败。
这便是母亲的故事。
现在便可以反过来再看事实了，我们可以追问：若母亲是领导者，那么儿子呢？因为，博览群书并准备担当领导者角色的毕竟是儿子，而并非母亲。
此处进行了重组的因素有四个：母亲与儿子，理论与实践；它们玩着“交换吧，交换小树苗”
的游戏[8]。
一旦关键时刻出现了，一旦健全的人类理智占据了领导者的位置，那么，理论就可以用来操持家务了。
那样的话，当目不识丁的母亲在印发传单时，儿子就得担负起切面包的工作；那样的话，生计也就不再按照性别去对人发号施令了；那样，无产者的居所中便挂上了黑板，并在厨房和寝榻之间开创出了一片空间。
当一个国家在寻找经济发展之路时，下与上的位置已经发生颠倒，那么其中的家庭便也得相应地发生些变化。
这样一来，不可避免的是，母亲便得接替象征着未来之理想的新娘之位，并用她40年的过往经验来验证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
因为辩证法并不需要雾气昭昭、虚无缥缈的远方：只在实践的四壁围罩中，它便已经宛如身处自家了。
站在了这一关键时刻开端的辩证法道出了《母亲》末尾的那一番豪言壮语：“‘绝不’变成了‘就在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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