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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驼背的小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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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以前，人们听闻，克努特·汉姆生（KnutHamsun）习惯不时地给他居所附近的小城当地报纸写信，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在许多年前，这个小城的陪审团法庭对一个谋杀了自己新生儿的女人提起了诉讼，并最终判处她受监禁之刑。
这之后不久，当地的报纸刊登了汉姆生就此事发表的言论。
他在其中称，若一个城市对一个杀害自己新生儿的母亲不判处最重的处罚——即便不对其处以绞刑，至少也应判处其终身监禁——那么，他将唾弃这一城市。
这以后又过了几年，《大地硕果》（”
SegenderErde“）出版了，其中讲述了一个女仆的故事，读过这一故事的人就知道，这个女仆犯下了同样的罪行，也受到了同样的惩罚，并且她也不应该受到更重的惩罚。
让我们回想起上述事情经过的，是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建造时》（”
BeimBauderesisMauer“）中的一些思考。
因为这一遗著一出版，就有人根据其中的一些想法对卡夫卡进行了阐释。
这一阐释只沾沾自喜地解读了这些想法，为的是不去费神地关注卡夫卡的真正作品。
从根本上来说，误读卡夫卡作品的道路有两条。
一条是自然的解读，另一条是超自然的解读；而这两条——心理分析式的和神学式的——道路都以同样的方式置最重要的内容于不顾。
第一种解读方法的代表人是赫尔穆特·凯泽尔（HellmuthKaiser）；第二种方法的代表人为数众多，比如，叙普斯（H.J.Schoeps），贝恩哈德·航（BernhardRang）和格勒特许森（Groethuysen）。
能算在这之列的还有威利·哈斯（WillyHaas），当然，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他对卡夫卡进行了一些颇有启发意义的解读，这一点我们还会再谈到。
尽管如此，他仍有一味地从神学角度笼统阐释卡夫卡作品全集的嫌疑。
关于卡夫卡，他这样写道：“在其伟大的长篇小说《城堡》中，他描画了源自恩赐的更高权力，而对较低的，对源自法庭和地狱之权力的描述，则体现在他同样伟大的《审判》中。
而在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美国》中，他则试图用类似的风格描画了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尘世……描画了尘世的命运及其对人提出的艰难复杂的要求。”
该阐释中的第一部分或许是自布罗德以来人们阐释卡夫卡时的共识。
例如，贝恩哈德·航也曾就此写道：“若我们可以将城堡视作恩赐的所在，那么，从神学意义上来说，《城堡》中徒劳的努力和尝试便恰恰意味着，人是无法通过有意和专横的强求来获取上帝的恩赐的。
不安与急躁只会打扰和破坏崇高的神性安宁。”
人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出这种阐释；但它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尤其当人们越顺着它的思路往下想，它便显得越发不可靠。
因此，或许可以说，威利·哈斯的解释最清晰地指出了它的不可靠性：“卡夫卡继承了……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帕斯卡（Pascal），人们或许可以将他视作克尔凯郭尔和帕斯卡的唯一合法传人。
这三人都心怀那个最为严酷的宗教基本母题：在上帝面前，人永远是理亏的。”
卡夫卡的“尘世，它那所谓《城堡》之中充斥着不可预见、目光短浅、错综复杂且贪得无厌的官员群体，它那由此构成的奇特上天，使人置身于一种可怕的游戏中……然而，人却总是深陷于理亏的泥潭，甚至人在上帝面前，亦是如此”
。
这种神学远甚于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安瑟尔谟（Anselmsvonterbury）的因信称义说（Rechtfertigungslehre），它沦为一种纯粹的推想，并且，它在任何地方都与卡夫卡作品的原文不符。
恰巧《城堡》中这样写道：“‘单单某个官员究竟是否有宽恕权呢？这或许是整个当局的最高职责，然而，即便是整个当局，恐怕也没有宽恕权，而是只管处决。
’”
故而，上述阐释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丹尼斯·鲁日蒙（De）说：“如此种种所描画的，并不是人在没有上帝时的悲惨境遇，而是人在虽紧密依附于上帝，但却因不懂基督教而并不熟知上帝之时的悲惨境遇。”
卡夫卡的故事和长篇小说中存在着诸多母题，我们哪怕只是去研究其中的某一个，也要比从他遗留的笔记集中得出一些抽象推论容易得多。
然而，只有去研究这些母题，才能使我们受到启发，并进而认识他的作品里承载的史前暴力；当然，我们同样有理由将这些暴力视作我们时代的世俗暴力。
在此，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些暴力在卡夫卡本人看来是以何种名义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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