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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观古诗之作，其最大特点有二，一是均为工整的五言，二是均表达一种哀婉缠绵的情调。
这两个特点在建安诗人的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作为先在的文学资料，《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都对“建安风骨”
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无可怀疑的。
但问题在于，“建安风骨”
之所以为“建安风骨”
并不仅仅在于它对往代文学的继承，恰恰相反，正是它在继承中表现出的创新精神，才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的。
这种独特风格的形成则与士人心态的时代特征直接有关了。
（二）士人心态的变化
东汉后期的政治黑暗曾激起士人阶层强烈的救世意识。
以少数清流名士为领袖、数万太学生为主体的士人队伍曾向以君权为核心的大官僚、大贵族、大宦官集团展开过激烈的批评。
尽管士人阶层的这一政治行为被统治集团以严厉手段镇压下去，但士人那种强烈的救世意识并未因此而泯灭。
在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以后，汉政权实已陷入瓦解状态，于是群雄四起、军阀割据局面便形成了。
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们原来那种以重振朝纲、整肃吏治为目的的救世意识就转化为建功立业、重新统一天下的政治热情。
他们或宦游天下，择主而事；或高卧林泉，待价而沽，无不寻求机会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样，在汉末魏初这一特定时期，在士林中就形成了一种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曹植《白马篇》云：“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王粲《登楼赋》云：“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
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
刘桢《赠从弟》云：“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
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
岂不常勤苦，羞与黄雀群。
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
这些都反映了士人积极向上的心态。
东汉末年的社会动**在文化学术上的回应是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局面的破坏。
东汉的学术，在伦理层面上是以孝道为核心的名教居主导地位；在哲学层面上是以谶纬之学为形式的神学目的论占主导地位。
到了群雄争霸、三国鼎立之时，各割据势力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都纷纷采取实用主义策略，在政治上外儒内法，在伦理观念上重才轻德，儒家的伦理纲常不再是士人们必须恪守的信条，而战国纵横家那种游说四方、自我推销的风气却在士入阶层中勃然而兴。
曹氏父子正是这一时期那些胸怀大志欲建功立业的士人之代表。
曹操以举孝廉起家，可见亦曾走过“经明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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