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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李贽一生之写照。
李贽的自杀并不始于其于狱中夺剔刀自刎之时，而是始于其于54岁辞官不做之时。
他的辞官并非了为避祸而自保，也并非为了超然于尘世之上。
他的辞官是由于见不得官场之黑暗，是为了集中精力著书立说。
他的著书立说便与自杀无异。
其于《焚书·自序》云：“夫欲焚者，谓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谓其入人之心也。
逆耳者必杀，是可惧也。
然余年六十四矣，倘一入人之心，则知我者或庶几乎！
余幸其庶几也，故刻之。”
[9]明知此书行世必有杀身之祸，但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入人之心”
，宁可以死为代价，此非自杀而何？
因此，李贽的自杀并非不能忍受牢狱之苦之故，亦非像屈原那样因“忠而被谤”
所产生的委屈愤懑之情所致。
他的自杀是由于他在思想上自觉突破传统士人的自救意识。
他所追求的“真”
不仅与现实生活之“伪”
格格不入，而且与传统儒家之“善”
——个体道德精神的完满自足也大异其趣。
正是由于他以“真”
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以“真”
作为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依托，故而就不能接受传统儒者“从容中道”
“明哲保身”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的处世准则。
为了捍卫“真”
的神圣性，他宁肯以生命为代价。
但其所求之“真”
并非西方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客观真理，而是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人格价值，是人的独立性与人的尊严，根本言之，此“真”
与先秦儒家标举的“诚”
之精神一脉相通。
李贽的思想及其“殉道”
精神主要得之于儒学思想中蕴含的士人乌托邦意识及人格理想，又因禅宗思想、文化俗世化趋向及虚伪士林风气的刺激而对儒家传统有所突破。
他对传统士人阶层自救意识的自觉拒斥，带有某种近代精神色彩。
他的思想能在“五四”
时期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普遍赞扬，这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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